萍乡"文化大革命"中的"八·八""八·九"事件 ，萍乡火烧煤校事件 ... ...

上网输入“火烧萍乡煤校”字样搜索，有幸看到王文仲先生《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几点回忆》。本人对文革记者深怀敬意。文革时，一大批记者受毛主席党中央所托，不怕苦、不怕累，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直插基层文革第一线，调查研究、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及时向上汇报情况，当好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眼睛、耳朵和哨兵，为毛主席党中央解决各省各地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以解放军报记者、周总理联络员身份被派到江西的刘宝铭同志，曾到萍乡调查“火烧江西煤校事件”，虽然未曾谋面，他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品质作风在广大群众中传为佳话。王记者谈到随刘同志亲到萍乡，更激起我的浓厚兴趣。看到《参加周总理接见和周总理被欺骗》一节，愈看愈不是滋味，作者的叙述尚显得平实可信，谈到火烧煤校的结果没有死人也算是事实，但主观推论到“造反派造谣欺骗周总理”、“周总理受骗错误处理江西问题”、“连累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领导蒙冤受屈”就差之千里了。在蒋家王朝心脏与蒋介石周旋几十年，当几亿人口的大国宰相几十年，与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大人物打交道几十年，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是那么好欺骗的吗？主流彻底否定文革，造反派成了洪水猛兽、青面獠牙。自作孽，不可饶；泼脏水，不地道。造反派真的造谣欺骗总理了吗？

无独有偶，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房苏多寿、刘开汶共同编撰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2001年版）有火烧煤校专页，查阅须付币，未得见真容，网页显示的主题词竟是：“1967年7月，造反派火烧江西煤校”。那时的萍乡煤校就叫江西煤校，现名“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明明是在武装部鼻子底下，保守派组织“萍总”调动上千人武斗围攻并纵火焚烧煤校教学大楼，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巨大损伤，咋就变成了造反派火烧煤校了呢？难道历史可以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你有权力政治上可以否定文革，可以夸赞保守派烧得好，烧死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鬼怪越多越解恨，但不能把“保守派火烧煤校”的事实篡改成“造反派火烧煤校”。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总书记主政，感到单纯否定造反派有“搞派性”之嫌，还不算彻底否定文革，发明一个新创意：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实质都是造反派。于是给保守派带上了造反派的帽子，凡文革中发生的“坏事”、“罪行”，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让造反派万劫不复！该不是党史的作者从中汲取了灵感，才大胆创新了呢！

文革中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江西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支持了保守派组织——江西“联络总站”，这是被周总理直接认定、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萍乡煤校明明是江西省军区支持的“联络总站”下属萍乡保守组织“萍总”放火烧的，怎么在权威的江西党史里变成造反派火烧萍乡煤校了呢？

记得后来“彻底否定文革”，江西省委上报经胡耀邦任总书记的党中央批准，撤销了毛主席时党中央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省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红六条），为当时支持保守组织、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省军区负责人平反昭雪。那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省军区负责人也变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抵制林彪四人帮的英雄人物。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与时俱进了，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变了，同一件事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其实对那时的省军区负责人，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被群众批判一下，顶多挪一挪地方，该当什么官还照样做什么官。平反归平反，昭雪归昭雪，但事实是事实，真相是真相，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难道还能张冠李戴、歪曲篡改、捏造谎言、贼喊捉贼吗？

“1967年7月，造反派火烧萍乡煤校”，时间、地点、动词、宾语均没错，只是主语错了。应该是：1967年7月13日晚8时25分，江西省军区少数负责人操控、支持的保守组织“联络总站”麾下“萍总”（全称江西萍乡矿务局保卫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放火烧了萍乡煤校教学大楼（楼内驻有江西“大联筹”属下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的革命造反派和萍乡“市红司”的红卫兵小将）。简言之，保守派放火烧了驻有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的萍乡煤校教学大楼。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真相，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也是历史真理。若是造反派火烧萍乡煤校，岂不是造反派自己放火烧自己，再嫁祸保守派，欺骗毛主席和周总理。这正是“萍总”的代表当时在周总理面前竭力狡辩企图达到的目的，却被把“火烧萍乡煤校”当做麻雀认真解剖的周总理用调查得来的客观事实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文革记者王文仲回忆记述了周总理处理江西问题时有关火烧萍乡煤校的零星片段，加上随总理的联络员刘宝铭亲赴萍乡调查的个别结论，断言周总理受了造反派的欺骗，冤枉了支持操纵“联络总站”保守组织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人，甚至蒙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错误地批发了处理江西问题的“红六条”，使之含冤受屈十多年，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昭雪。以王文仲记者当时的身份地位，应能知道调查火烧萍乡煤校的全部结论，知道周总理处理火烧萍乡煤校的全部过程，这些在当时都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的、是当着两派四方——省党政领导、省军区和两派群众的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的，哪像粉碎四人帮后为撤销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红六条”而发的中央文件，规定文件只在县团级以上干部中宣读，不传达到群众，以利局势“稳定”。前后两相比较，谁相信群众、谁忽悠群众，谁光明正大、谁偷偷摸摸害怕阳光？不是一目了然、经纬分明了吗！

王文仲先生的回忆为什么不谈“萍总”是怎么围攻萍乡煤校的？萍乡煤校教学大楼是谁烧的？教学大楼里住了多少人，这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又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陷入火海、落入虎口、经受磨难又逃脱魔掌的？大火燃烧的过程中，近在呎尺的市人武部都做了什么？谁破坏火烧煤校现场，企图掩盖真相的？谁千方百计、贼喊捉贼、栽赃嫁祸于人又阻挠总理所派调查组调查真相的？面对头戴矿帽、手持棍棒梭镖的暴徒重重围困，面对浓烟滚滚熊熊燃烧的冲天大火，你能想象晚饭粒米未进的红卫兵小将是怎么度过那短暂却又漫长的几个小时煎熬的吗？开始阶段，尽管被断水断电，凭自备发电机还可以向铁路机务段的战友们通报情况，及时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后来，火势窜上三楼、直上房顶，发电机毁了，唯一联络外界的通道断了。最后，楼顶爆裂了，火光冲天而起，映红了整个煤城。为了逃生，小将们悬绳而下，绳子断了，小将们从三楼直接跳下，可等待他们的，不单是硬实的地面和摔伤的危险，更多的是萍总暴徒的棍棒和抓捕。接踵而来的还有“萍总”、公安“前卫”、市人武部沆瀣一气炮制出的“红卫兵自己烧自己”的慌言诽谤和逼供信以及对事实真相信息的封锁。坚守在铁路机务段的造反派战友们，眼睁睁看着教学大楼在火光中化为灰烬，数百个曾经生龙活虎的战友生死未卜、活不见人、死未见尸，个个义愤填膺、欲哭无泪、欲救不能，仅仅通过前去救火却被阻隔在外围的革命群众目睹耳闻得到一些不完整且无法核实的信息。以致事后近两个月，才知道当场被“萍总”抓走106人，分别被关押在鸡冠山垦殖场、南坑公社、市委、市人武部，少则4天，多则10天才在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支左部队干预下重获自由。有数十人在楼上战友的掩护下，在周围革命群众的帮助下，侥幸逃出魔掌。高坑矿一名造反派欧阳福竟是头一天入驻大楼，第二天火烧煤校，当时从三楼西侧跳下，混乱中向西滑下一个斜坡，进入萍乡体育场（拆迁改商城），碰上供电所暴徒堵截，急中生智装作追赶造反派受伤，迷惑了对方侥幸逃了出来。那晚，还有几十人守卫东侧，火势漫上屋顶，他们果断拆除桁架檩条，切断火路，保留了大楼仅余下来的八间教房，晚十一点多，暴徒退走，在机务段造反派的劝说和接应下撤离守卫一个多月的阵地。造反派来自萍乡四面八方，都是普通家庭的子女，大家原来互不相识，为了一个共同革命信念，走到一起来了，没有登记造册，相互叫不出姓名，据说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看望守在大楼里的姐姐，竟摊上火烧煤校的事，不知道她们怎么逃出虎口的。即便事后近两个月，仍有5人下落不明。

说到这里，基本可以肯定火烧煤校造成的后果中没有烧死人。难道这就是文革记者王文仲先生所说造反派欺骗了周总理，冤枉了江西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根据吗？看看周总理处理江西问题的八次讲话记录，正直无私、正派公道、经验丰富、聪明睿智、认真负责、追根究底、实事求是、心中装着劳动大众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耸立我们面前，能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吗？组织上居于弱势“乌合之众”似的造反派在政治上代表革命、进步、光明、正义，自不会栽赃陷害保守派，更不会欺骗周总理；倒是由地方诸侯权力支持的“萍总”貌似强大、色厉内荏、恃强凌弱、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政治上代表保守、落后、阴暗、丑陋，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掩盖真相、栽赃陷害、强词夺理企图蒙骗过关，终究逃不过总理和以刘宝铭为组长的调查组的明察秋毫、火眼金睛。

围绕火烧煤校真相的争论不只是史实之争，它代表着肯定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垮台后批林整风，上自福州大区下至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有人提出翻案；批林批孔运动江西省“三全会”对此有深刻的揭露批判，翻案图谋破产；四人帮垮台后，又打着批判四人帮、彻底否定文革的旗号，再为火烧煤校事件翻案，王文仲的回忆文章，《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上的专页说明翻案梦想成真了。然而2008年5月18日萍乡日报第7版（文史连载）专栏《安源故事（15）》刊载了该校纪检干部撰写的“文革中的火烧煤校事件”，尽管他是站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上，使用模糊造反派和保守派路线斗争实质的手法，但还是尊重历史史实，写出了“萍老总”围攻煤校、挑起武斗的真相，指明是“萍总”放火烧的。不啻自己人打了自己人一个嘴巴。好在保留历史真相的材料还在，亲身经历火烧煤校事件的两方人员还在，有人敢于出面证伪，不然真相石沉海底，谬种误导人世千年。

说一个开发商和农民工的故事。开发商看中了一农户住房的土地，欲夺为己有。乘农民夫妻外出打工之机，指使属下爪牙烧了房子，抓走逃生的老人和孩子，逼他们承认自己放的火。农民夫妻闻讯赶回，发现房子烧了，家里人活不见人，死没见尸。以放火杀人罪把那爪牙告到法院。后法官查明案情，解救出被扣押的人质，以纵火罪判了那爪牙的刑，责成开发商检讨管教不严失职之错。那爪牙对主子忠心不二，隐瞒受指使内幕（有人说，那开发商有钱有权有势，爪牙讲了也白搭，不如自己顶罪，等待出头之日）。果不然，在开发商努力下，那爪牙很快保释出狱。再后来法官换了人，开发商反诉到法院状告农民诬陷欺骗罪，明明没烧死人，那农夫却说爪牙杀了人，连带自己也受了委屈。新法官原本就是开发商发小同伙，立即复查宣判爪牙没杀人无罪，为受了委屈的开发商平反昭雪。读者看了，对照火烧煤校时各方各层的角色，自然会明白无疑。滑稽可笑吗，你能笑得出来吗？

这里推介一个人物，邱维范，南下干部，文革前15级，任萍矿武装部长。农民出身，文化不高，谈不上多高的马列水平。战争年代失去一只眼睛，据说并非敌人打瞎的，老百姓背后叫他邱瞎子，当面喊他邱部长，他大大咧咧，坦然面对，毫不介意。他工农干部，性格豪爽，哥们义气，脾气火爆。他军人历练，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身为武装部长，自然与市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关系密切。1967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命令解放军支左，他在军方支持下，当上萍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主任，入掌萍矿党政财文大权。受军方领导思想路线和组织的影响，赤膊上阵积极支持“萍总”保守组织，把好端端的萍乡城搞得乌烟瘴气。他名义上没担任“萍总”任何职务，实际上却是“萍总”的“太上皇”、黑高参和武斗前线总指挥。那时的造反派和萍乡市民百姓提起他名字，恨得牙痒痒，要油炸他、枪崩他，大人哄吵闹的孩子，一提“萍老总”、“邱瞎子”，小孩立马不吭声了。他率众持枪上山“打游击”，被抓回后，坐了3年牢。70年出来先劳动，后被群众谅解“解放”，1973年后任萍矿六六一厂党委书记。粉碎四人帮，换成造反派进班房。一次到厂挨批判，我要守卫人员转告邱维范书记，班房里吃不饱，要管我吃顿饱饭。守卫是否转告，我不得而知，但中午饱餐一顿却是事实。进入21世纪，大家都退休了，见面打招呼，互相微笑示意，谈天说地和熟人没有两样。邱老经意不经意地谈到火烧煤校事，“都是（福州）大区个别领导人惹得祸，说煤校是造反派楔下的钉子，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邱老后来虽然得到了上级的“平反昭雪”，但在历史的真相里，他得永远为这某个领导背黑锅，在拷问人性道德的法庭上，他得永远留在被告席，接受道义的谴责。他选择了说出真相，没把秘密带进黄土里。到此，曾经翻来覆去又沉睡数十年的“火烧萍乡煤校”惊天迷案终得破解而尘埃落定。你相信吗？反正我信！

《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先生谈到怎么判别历史的真伪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正确的历史观时有一段话引述如下：“我们认为历史有三种，何兆武先生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第三种历史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这是‘历史三’。因为史料太多，我们不可能全部占有材料，所以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有更强的选择性或主观性。”对比之，王文仲先生主观选择了“火烧煤校没有烧死人”的历史事实，却错误地得出“造反派用谎言欺骗了周总理”的荒谬结论。这连‘历史三’也算不上。而《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专页“造反派火烧江西煤校”更有歪曲、篡改、伪造历史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嫌了。当然，少不经事者、被人忽悠者除外。

谁都知道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评价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造反派们认定工农大众享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拥有结社、集会、罢工、游行示威自由的文革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盛大节日”。官僚资改精英们认定把自己“赤身裸体”暴露在百姓睽睽众目之下的文革对他们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一场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立场不同，经历不同，感受不同，总是“正确”、“反思”、“和谐”不到一块儿。真实、真相只有一个，真理只会越辩越明，让我们冲破历史禁区，拨开迷雾、拂去灰尘，记述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探求历史的真理吧。

本专题包括：

1）还原火烧萍乡煤校历史真相；

2）周总理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处理“火烧萍乡煤校”实录；

3）火烧萍乡煤校事件调查报告；

4）亲历火烧萍乡煤校事件受害者记述；

5）“火烧萍乡煤校”纵火者的自白和知情者的告白。

6）附录：《萍乡日报》2008年刊文“文革中的火烧煤校事件”（作者为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纪检干部郑洲先生）。

7)记煤校红卫兵6.11抗暴斗争。

附录一：

《党史博览》2009年第9期                           往事追怀

1967年2月到1969年5月，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了28个月，40年已去，许多往事忘记了，多亏朋友的帮助，给我找些资料，才实现了一些残事的相互连接。现将回忆起的几件事整理如下，以备不忘。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几点回忆

    ——王文仲                                

神秘的花园村1号                  

最初印象

1967年2月，我从辽宁省军区某部连副指导员任上，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略）……

参加周总理接见和周总理被欺骗

周总理：记者站记者到了没有

我在记者站通联组工作了六、七个月，先期派在江西南昌的记者王福生等要返回北京作新的安排，记者站领导便决定派我去南昌，采写报道江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7年7月下旬，就在记者站领导决定派我去南昌的当天，我买好了第二天去南昌的火车票。谁知到晚上，当我正收拾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记者站领导又通知我把火车票推掉，告诉我先参加一个重要活动后再走。

“重要活动”，就是周总理接见江西来北京汇报的各方代表。上级指示让派在江西的记者刘宝明和我一同参加接见。刘宝明是江西记者组组长，已经在江西工作半年多了。

接见是在夜间。晚上8点多钟，记者站就派车把刘宝明和我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安徽厅等候。一直等到次日凌晨1点钟，周总理来到了安徽厅。随同周总理一道来到有姚文元、肖华等。周总理刚刚接见完另一个省的群众代表，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走进了安徽厅。

参加接见的有100多人。其中，有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简称“大联筹”）和“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简称“联络总站”）各50人，江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部分负责人，还有“首都红代会”4人。

会场气氛比较紧张。“大联筹”、“联络总站”两派代表分坐两边，中间用通道隔开。这是周总理提议这样坐的，为的是发言时便于区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负责人大都不敢往前坐，有的就在两边或后排。

会议开始前，周总理还问了一句：记者站记者到了没有？

刘宝明和我站起来说：到了。

周总理说，好，并示意让我们坐下。周总理：你们再这样吵我就退席了。

会议开始，周总理的开场白话音刚落，“大联筹”的代表抢先发言，指责“联络总站”撕毁“八条协议”，继续制造流血事件，并与武汉“百万雄狮”（即被王力、谢富治宣布为保守组织的“百万雄狮联络站”）串通一气等。

“大联筹”代表发言讲的“八条协议”是指1967年7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下达成的《江西省双双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有双方30多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上面签了字。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武斗；不得再动员农民进城；收缴武器弹药；“抓革命、促生产”；立即释放扣留的对方人员；全部拆除宣传广播车；严惩流血事件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总理接着“大联筹”代表的话说：火烧煤校的事是13日，包围火车是15日，这两件事都是在“协议”签订后发生的事。

据“大联筹”代表控告：“火烧煤校”是安源老工人揭发的，说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了7月13日火烧萍乡煤校事件。“包围火车”，是指“联络总站”7月15日用机枪扫射58次快车，打死5人、打伤7人的事件。

“联络总站”不接受“大联筹”的说法，认为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双方在会场吵了起来。周总理几次制止，但双方都没有停下来。姚文元坐在那里，一句制止的话都没有。周总理生气了，站起身说：你们再这样吵我就离席了！并离开座位真的要走。这时双双的争吵才停了下来。

周总理又听了一会双双的陈述，对“联络总站”的代表说：“你们联络总站”在地方的力量大，既达成了“协议”，就应该遵守这个“协议”，就不能动员农民进城。周总理还质问萍乡武装部：你们配合烧房子。攻打火车，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人回答。

总理接着说：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人武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停止武斗。

在这里，周总理向大家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成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事。他说：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有亮相的领导干部，条件成熟时军区也参加。

就在会场气氛刚有缓和的时候，自称来自安源的几位老工人，控诉起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火烧煤校的罪行，会场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这几位老工人在谈到红卫兵被活活烧死时，声泪俱下。周总理相信了这几位老工人的说法，很难过，又气又急，一连串地追问:：多少人包围？“老保”（指保守派）有多少？学生有多少？

周总理十分生气地对萍乡武装部的领导说：你们武装部干这样的事，你听一听！他又对江西省军区领导说：吴瑞山！吴瑞山！你们就干这些事情，你听嘛！还有抚州、宜春、莲塘、萍乡、赣州、吉安，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要负责任的。

吴瑞山站起身向总理保证说：我们查清楚要严肃处理。

肖华接过话说：要把策划的祸首抓出来，严肃处理！

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一定要捉拿凶手！随后他又对“首都红代会”的代表说：你们在北京组织一个联络站，设在西苑吧，把这些材料调查一下，主谋要严办。调查完后，可交给联络员。

周总理这次接见，持续了3个小时，到4点多钟才结束。

下飞机后，几名汇报情况的老工人不见了

出了人民大会堂后，在车上，刘宝明对我说：总理今天的讲话，对我们记者组今后的工作很有指导性，但鉴于两派对立的严重性，我们的报道要慎重。听得出来，他这是以组长的身份向一个新成员讲这番话的。停了一会儿，刘宝明告诉我，回去抓紧时间准备，咱们还得往机场赶，我们坐飞机去南昌。

飞机是周总理给“萍乡煤校事件”派的专机。刘宝明是调查组成员，我不是。我算是派往江西的记者，要随同调查组一起去了解情况。

9点多钟，飞机在沙河军用机场起飞。这是一个小飞机，只有十二、三个座位。随机的人中，除调查组和记者外还包括在会场向周总理控诉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火烧煤校罪行的那几名老工人。调查组是要他们带路的。座位不够，机组人员先让我们几个年轻一点的坐在过道地板上。过了一会儿，又让我们坐进了他们休息的服务舱。快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飞机降落在南昌向塘机场。

一下飞机，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热。一股热浪袭来，衣服顿时都让汗水浸透了。进到机场休息房，有事先准备好的冰镇绿豆汤，又解暑又解渴，暑气缓和了许多。当我们稍事休息准备乘车去萍乡时，却发现那几位老工人不见了。调查组屋里屋外去找，也不见踪影。等到把“萍乡煤校事件”调查清楚后，才发现，那几名所谓的老工人向总理汇报的情况是假的，根本没有烧死红卫兵的事。调查组分析，他们是怕事情不好交代才偷偷溜掉的。

这几名所谓的老工人汇报到情况，是他们的本意，还是被人利用，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安源的，也无从查考。后来，我再没有接触这件事。但宜春军分区、萍乡武装部以及江西省军区，却背着策划火烧煤校的罪名，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昭雪。

“萍乡煤校事件”调查告一段落，调查组随即返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刘宝明以安排记者组工作为由，抽出身带我去南昌，并把我介绍给在那里留守的孙璞方，交待一些事情后就回北京去了。

毛主席为我改文稿（略）

——2013年7月17日自《道客巴巴》网录得

附录二：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房的苏多寿、刘开汶共同编纂《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2001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ISBN:7—210—02462—X），内有记载文革期间萍乡火烧煤校之专页。查阅需付费，故未得见内容。网上显示：万方数据    新方志首页    江西省    《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   1967年7月，造反派火烧江西煤校  。

附录三：补充几个问题

一、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阶段

江西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细究起来，确实复杂。粗略观之，泾渭分明。从文革发动到1967年8月中央解决江西问题大体经过这样几个阶段：

省委以下各级党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各级党委很少能引火烧身，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绝大多数循历史惯性，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要么在文化教育卫生宣传战线抛出几个头面人物，给自己挡风遮雨当替罪羊；要么派工作组或组织官办“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工人赤卫队”，打着“破四旧”的幌子，造反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么给群众分类排队，从历史或现实表现入手，抓群众的小辫子，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从而把自己推向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

广大革命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夺权阶段。学校红卫兵小将杀向社会，特别是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批判各级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昭雪。下从党支部起，上到各级党委，主要领导者普遍受到冲击，仅仅程度不同而已。部分顽固者不仅不愿意为受害者平反、销毁整人的黑材料，还暗中策动自己的亲信打手，蒙蔽部分群众，组织保守组织，企图保自己过关，但很快就在一波波批判资反路线的声浪中声名狼藉。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不少单位进行了夺权的尝试，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往往变成了夺权的闹剧。

“三月黑风”阶段。元月底，毛主席指示军队支左，2月福州大区派出政委刘培善来江西，指导省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由于对文革阶级斗争新形势认识不足，与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地方公、检、法人员及城市企业基干民兵绝大多数参加了保守组织，很快便选择支持保守组织，打击甚至取缔造反派组织，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抓捕一批造反派群众，重犯地方领导压制群众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大规模挑动农民进城、操纵“联络总站”，武力镇压江西“大联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5月，毛主席已经在一个批示中指出省军区负责人支左中的问题，但军区政委林忠照、参谋长周子韬听不进去，反而阳奉阴违、变本加厉、赤膊上阵，打击冲破阻力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省委领导干部，在全省范围挑动和组织农民持械进城、拦截交通、对城镇企事业单位“农管”，支持鼓动保守组织大搞“打、砸、抢、抄、抓、关、杀”，甚至发枪给保守派屠杀造反派和红卫兵，制造诸如“南昌莲塘事件”、“赣州六二九事件”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省军区少数负责人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错误。

特别是7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下双方赴京汇报团代表，就“立即停止武斗、收缴枪支弹药、停止农民进城、严惩武斗策划者和幕后指使人等项”达成了“八点协议”。可签字的墨迹未干，7月13日，在萍乡市武装部的鼻子底下，“萍总”为首的萍乡保守组织千余人围攻萍乡煤校教学大楼，制造了震撼国人的“火烧萍乡煤校事件”。

二、萍乡文化大革命脉络

当时萍乡煤校教学大楼和萍乡铁路机务段，是萍乡城区仅存的两块红色根据地。火烧煤校时，我是江西大联筹属下萍矿“联司”高坑矿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也是“联司”勤务员之一。是从六月中旬被迫撤退到机务段内的。那时的萍乡城，保守派势力占上风。他们有省军区、宜春军分区、市武装部、公社城镇和企事业单位武装部直接支持；市公、检、法专政机关人员组成的“前卫”战斗团以及各单位基干民兵为核心骨干；矿、局和市镇当权派虽然被当做“走资派”暂时打倒，仍然台前幕后操控支持保守组织，其属下政工宣传组织纪检武保干部绝大多数成为保守组织的头头、参谋、干将；保守派或明或暗地控制着各类权力资源、人力组织和档案资源、钱粮财物福利资源，具有明显的组织能力优势、经验丰富优势，后勤供给优势。他们为了剿灭造反派，敢于欺上瞒下、不顾影响、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捏造谎言、蛊惑人心、蒙骗群众。诸如“造反派是牛鬼蛇神大杂烩”、“造反派掌权、地富反坏右翻天”，蒙蔽对毛主席、共产党有朴素阶级感情的工农基本群众。污蔑仗义执言力挺造反派的省委领导干部刘瑞森是大地主、大叛徒，“大联筹‘支刘’、联络总站‘打刘’”，“‘支刘’就是支持大地主、大叛徒，‘打刘’就是打倒大地主、大叛徒”，混淆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制造“造反派上台，退休的劳保都没有了”的谣言，蒙蔽退休老工人加入保守派组织。“萍总”盘踞局机关大楼时，组织成员实行出入证制度，随时查验成员身份。还制定内部纪律，实行互相监控，违者处罚，防止成员动摇、脱队、“叛变”。五月份，他们的上访人员在京受到全国革命形势熏陶，看到江西形势渐趋明朗，思想起了变化；回来后，领导不允许他们传达。青山矿修砌区工人铁正坤流露出不愿干下去的思想，被同伙察觉实施武力“家法”教训，竟致误被打死。同伙吓得不知所措，头头们竟使人把其头割下来，丢弃大楼后水塔旁，使其身首两处，制造他杀迷案，栽赃造反派。将尸体入殓、组织抬棺大游行，绕萍乡主要街道一周。沿途声嘶力竭、高喊口号，一面攻击造反派，一面假惺惺“要文斗、不要武斗”，滑稽无耻至极。据载时萍乡市长牛德林亲自参加游行，揭开了萍乡武力镇压造反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中央对江西问题表态后，毛主席、党中央派济南军区等部队入江西支左，6013部队进驻宜春、萍乡各地。“萍总”坏头头竟公开武力对抗，造谣“周总理受了欺骗、毛主席受了蒙蔽”，萍矿武装部长邱维范（“萍总”高参和直接指挥者）欺骗率领部分武装暴徒持枪携弹上山为“匪”。暴徒炸安源工人俱乐部，枪青山镇银行，袭击公交客车杀害乘客，杀害前去做转化工作的大联筹战士，侵犯当地山民利益，恶贯满盈。他们流窜上栗金山、高山一带，与湖南某企业武装部长范立成率领的湖南“高司”保守组织武装暴徒会合，经萍乡芦溪、大安里向安福、井冈山流窜，企图“农村包围城市”、东山再起。10月5日，在萍乡、安福交界的山岭上被守株待兔的两地大联筹战士全部生擒。

三、火烧煤校时的萍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