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青草冲的初中生活 【文化散论】

少年时代

青草冲的初中生活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青草冲是萍乡一中的所在地,那可真是一个令人留恋的学府。四周山峦环抱、绿荫映掩,左面缓坡上青竹翠柏、鸟语花香,几棵高大的板栗树,从低处起就枝桠交错,可以舒服的坐躺在上面看书。校门外是一个跑道环长250米的标准操场,内设4个篮球场,单、双杆,跳高跳远用的沙宕等均设在操场靠外一端,操场左侧是大礼堂(兼学生用膳的大饭堂),紧靠它的是两个单独的平房教室(1956年上半年才启用)和学校的专用发电厂。
1955年下半年,我考进了萍乡一中的分部(现气象台下的位置,作为一年级的学习地),翌年上半年,一年级1、2班提前进了本部,我有幸提早半年来到了美丽的青草冲,我被分在一年级2班,在紧靠发电厂的平房教室里开始了丰富多彩的两年半的青草冲初中生活。
那个时段的初中语文分成文学和汉语两门课程。文学课着重对课文的讲解和分析、阅读和欣赏;汉语专门讲授字、词、句以及语法和修辞,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也始于那个年代。时至今日,我对文学的酷爱,对语法修辞的讲究以及对汉语拼音的熟练使用,实在应该感谢当时的文学和汉语老师。刘方元老师(现为南昌师大教授)的古文赏析课总是妙语连珠,百听不厌;文行远老师的汉语课,语音标准,表述清晰,既悦耳,又入心,一点也不觉得枯燥。我不了解现在初中语文的教学是个什么状况,我总觉得语文的讲授,应该遵循“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原则,可以说,懂得怎样阅读和欣赏文学,掌握了一定的语法和修辞技巧,就可以将一篇文学作品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就可以写出观点鲜明、层次清楚、语言通俗的好文章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倒觉得那时的文学和汉语分授设置应该是比较科学的。
其实,要谈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我总觉得,我们那个时段的初中课程设置总体讲,体现了如今经常讲、实际上又很难推行的“素质教学”的要求。因为,所谓素质教学首先是对老师，特别是对体艺类老师素质的要求。具体点讲,就是要有素质全面的体育、音乐、美术专职教师。
萍乡高专已故著名体育教师黎振民就是我们当年的专职体育老师,当年,他不仅英俊潇洒,而且田径、体操、球类等几乎无所不会、无所不精。每堂体育课都有教学目的,尤其是体操项目,无论跳箱、木马、单、双杠他都要身先士卒,讲完动作要领后,自己先示范,然后站在器具旁,一方面做好保护,一方面用助力协助每个学生标准的完成好每一个动作。正因为如此,当年的一中,为省体校输送了大量的体育尖子,我记得很清楚,当年的“乒乓球大王”、“篮球大王”、“铁饼大王” “三级跳远大王”、“体操精英”等等都是从青草冲走去的。从培养体育技能高层次人才来讲,黎振民老师和青草冲一样都是我们的骄傲;从普及体育的层面来说,当时实行的是“劳卫制”(即“劳动卫国制”),分成少年级、一级、二级、三级“劳卫制”,每个级别都有具体的项目和达标标准,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上级,达标后,发给“劳卫制”证章,别在胸前,觉得非常光彩。因为我的短跑老是达不到标,直到三年级16岁时我也没有上到“一级劳卫制”,而少年级劳卫制证章我又不好意思再别了,只好珍藏在箱底。以后,只要一看到它,就会想起那充满勃勃生机的青草冲和英俊潇洒的黎振民老师。
除了体育,还有美术专业老师喻为相、音乐专业老师叶秀娟,他们除了在专业上都有较深的造诣外,而且都教学有方,基本上都能因人施教,可以说每个班都有在美术音乐方面脱颖而出的尖子学生出现,并在以后成才,如得过文化部最高舞台美术设计奖《文华奖》的皮克(原名皮祖芳)就是我的同年级同学;跟我一样酷爱音乐艺术的几个同学经常会提起当年叶秀娟老师的视唱、练耳、乐理等音乐课对自己的影响。
关于那个年代初中学生的素质,还可以从不时进行的全校文娱和班刊比赛中管窥一斑。记得1958年上半年举行的合唱比赛,我们三(2)班全体同学唱的是《英雄强渡大渡河》,因为分了声部,难度很大, 整整练习了两个星期的课外活动和星期天,全由班委会组织。军装是当时的学习委员刘开兰向地方剧团借的(他哥在地方剧团), 大家还自己动手用硬纸制成了全都是将级以上军衔的肩章,理由是“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到现在都应该是将军了”。有一个姓曹的同学,老走调而且头发稀少,怕影响观瞻,自愿在演出时爬到舞台的楼上撒纸屑做的雪花,有效地烘托了演唱时的现场气氛,得到所有评委老师的一致肯定,有一个姓芦的老师还给了100分,我们的合唱毫无争议的获得了全校第一名。
我们的班刊叫《星火》,也是在上半年举行比赛,学校规定好亮相时间,在这之前,各班都互相保密,生怕走漏风声。在亮相的头天晚上,我们全都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班刊的园地里,新贴了几篇稿子,没有丝毫特色。待到所有的班刊都贴出后,我们才把准备好的内容搬上园地,诗歌、散文、小说、小话剧等样样齐全,还有漂亮的彩色插图,刊头是一个绰号叫“老倌子”的刘姓同学用金箔纸精心雕刻的一对凤凰,刊的四边是女同学用纸板雕刻的一朵朵立体玫瑰。第二天确实让老师和同学们赞不绝口,我们班自然又得了第一名!
想起那时的的初中生活,的的确确是丰富多彩。无论成绩好的或者差的同学过得都很舒心,一点都不像现在的初中生那样,书包越来越重,考试越来越多,眼睛越来越近,身体越来越差。素质教育讲了那么多年,但现行的以高考为轴心的应试教育的惯性还在严重的影响着我们的初中基础教育

大跃进年代的高中生活(上)

提起1958年,就会联想到大跃进那个狂热的年代。做为在校学生,对大跃进的感受始于那年的中考,一是百分之九十几的录取率,二是被录取的同学可以选择读两年毕业的“高中跃进班”,三是青草冲首次开办高中班。我没有选择跃进班,而是听从了班主任的意见,留在了青草冲,在首届高中——高一甲班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
对大跃进感受最深的是全民大炼钢铁,学生也不例外。大约上了一个多月的课程之后的一个周末,我们被通知,第二天要到白竺山里去挑木炭,早晨4点就要起床。这着实让大家兴奋了一通,因为校园外面轰轰烈烈“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大干”气氛早就使我们按捺不住了。但接下来的信息告诉我,到白竺挑木炭,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回事,木炭虽然轻,可白竺却是非常远,据说中途还要爬一个“牛头牛尾,四十八里”的大坳,于是,我变得焦虑起来：别说挑木炭,就是要我空着手,
来回走一趟,恐怕也是一个从未经历的巨大的挑战！那一晚,我睡不着,我担心完不成任务,班主任又会怎么样,因为当时身为学校团委书记的班主任已不止一次提醒过我“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朦朦胧胧中,听见了急促的铃声,我们很快起了床,以最快的速度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吃过早早饭的一刻钟后,我们一人一根扁担出发了,在路上,我老问班干部,“牛头”还有多远?他们总是摇摇头,并不直接回答,一脸的严肃有余。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班干部说,已过麻山,麻山前面是桐田,有人说,桐田离龙头还有一大段路才开始那“四十八里”的行程呢!大家都闷不做声,情绪非常低落。我也不知道怎么过的“牛头牛尾”,我只记得在那深山中的木炭窑七零八落,带路的社员又极少,因为找不到木炭,好多女同学蹲在山路旁哭泣,但我却因为找不到木炭而庆幸,反正我已尽力了,没有木炭可挑可不能怪我!带来的干粮早已进肚,脚上的血泡破了,走起路来疼痛不已。就这样,我们好多人(绝大多数是女生)无功而返,因为“责不罚众”的缘故,这次的总结会上,我没有被点名。但是从班主任的眼色中,我明明看懂了一句话：“算你小子走运!”
    然而,接下来的两次去白竺挑铁矿石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铁矿石不仅多,而且一块一块都是又大又重的,好不容易挑了几块,怎么也分不成差不多的两等份,弄了半天,又要赶时间,只得凑合着挑起一头重一头轻的“安福担”走上返回的漫长艰途。在路上,两个肩膀死命的争着轮换,也无法抵挡竹扁担对稚嫩肩膀的摩擦,这种挑战极限的体力消耗对于像我这样“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未成年人来讲,简直是一种没有人性的虐待!白竺归来后起码一个星期,两个肩膀红肿得连穿衣也痛得眼泪直冒,然而,班主任还是不饶不让,敲边打沿的在班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 “娇生”，并且在以后的体力劳动中,量化了标准,比如到安源挑烧煤,不得少于60斤等等。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有一次我干脆一斤不挑,空手去空手回。班主任责问我为什么,我回答:反正挨批,所以不挑!我自知这种顶撞的严重后果,但我没有办法,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还被当作体弱学生留在学校“炼钢铁”,不要再出外了,当然去白竺已经成为了我的历史。我想,班主任还是开恩了,我似乎感到有点内疚,我向班主任表示,一定努力,早日炼出钢铁,向校领导报喜!因为据说汪公潭萍乡中学已经炼出钢铁的压力,我们留校同学个个摩拳擦掌,奋战在土炉前,校长还亲自督战,大家添炭的添炭,把所有收集起来的废铁破锅全倒在炉里,两个人才能拉得动的风箱一直“呼呼”的响个不停,男同学们都光着膀子,熊熊的火焰映照着大汗淋漓的我们,一连36小时没合眼……,然而,奇迹并未出现,待到大家都筋疲力尽时后,煤已尽,火已灭,铁水没有流出来,剩下的是和炉体结成一块而永不分离的敲不碎、搬不动的废物!大家的沮丧可想而知,我当时曾如此大胆的想过:靠我们这种炼钢法,能赶上英国吗?当然,那只是心里大逆不道的疑问,绝对不敢说出来!谁也搞不清而且也搞不懂“全民炼钢铁”有什么意义,全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炼铁尴尬?我只知道五年后的五陂下青湖坡上我们花了一个月时间搞的两个特大闷炉还在冒着黑烟,似乎在不断的嘲笑着我们当年的狂热和愚蠢!

大跃进年代的高中生活(下)

1958年下学期,我们还被派去青山挖露天煤矿,整整一个月,吃睡都在青山,我记得我们班的男生都睡在一间大屋子的通铺上,基本上只能侧着睡觉,转身要同时行动,否则就转不过来。不知怎地,我们不觉得苦,反倒觉得好玩,尤其是不知是从那个月起全部免费吃“大锅饭”,大家更是无忧无虑,笑称“学生也成为一种职业了”,管他去东去西,要学几年就几年。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刊登着工农业生产特大丰收的喜报,我还记得一张女娃娃坐在长得异常茂密的水稻上、硬是沉不下去的照片,题目好像是说湖北某个县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万斤的高产卫星!
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所驱散。大概只吃了不到2个月的大锅饭又被突然宣布取消,而此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因为姐姐的接济突然断缺而陷入窘境(后来才知道,姐夫因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被打成军内右派,姐姐对家里的接济逐渐减少以至到后来突然断缺)。有一天上午四节课完了之后,我照例拿着碗,去食堂吃饭,看见好多同学都拿着碗站在食堂门口的公告栏前看什么告示,我催前一看,是停餐名单,在高一甲班名单内,我的姓名赫然的放在了第一位:欠交伙食费整整12元!附注栏里写着:停餐同学可凭各自班主任的签字开临时餐云云。我没有去找班主任,而是一口气跑到武官巷大妈那里,吃了午饭,也没好意思告诉大妈真相,当然,大妈也只是照例给了我二、三元零花钱,连同我身上仅存的一元多钱,到总务处交了4.5元伙食费,女许老师问我为什么不交齐,我没好气的回答:就那么多,要停餐你就停!许老师笑了:火气不小嘛,其实,学校也没办法,晚餐按新编席位就餐吧!从此,我也不知这种突然来的停餐发生过多少回,总之,“阵阵离不开穆桂英”——我是榜榜有名,到后来,应着一句俗话：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停了餐就去找班主任,反正他签了字就可以吃饭,拖一天算一天!
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情况更糟糕了,食堂油水越来越少,一天一斤米的定量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男孩子的需求简直是杯水车薪!此时的我们,就盼每个星期的一天劳动课,而劳动课运气再不好也可以劳动之后到学校的蔬菜地里毫无节制的生吃着豇豆、萝卜或者蘸着盐的红辣椒,并公开称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是轮到帮厨那可真是幸福无比:所有帮厨的同学都可以挑一个自认容量最大的陶瓷钵,装上多得不能再多的白米做好记号,放在大蒸笼里,那一天的三顿饭,可以撑得你永世难忘!
那个年代,提到吃“糯米饭”,恐怕只是一种很难实现的奢望。所以,当有一天,学校出告示,说接上级通知,从某日起开始供应糯米时,我们简直是欢欣雀跃，糯米饭又好吃,因为腻又可抵饱,那该多好!可是,天真的我们恰恰忘了核心的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量：数量和容量!可糯米拿萍乡话来讲是“最没有料的”,四两糯米蒸出的糯米饭放在诺大一个瓷盆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么一滴点东西就是我一顿的饭食吗?!可现实却是那么千真万确,就是那么一滴点,就着几勺水豆腐,三口两口,还没弄清什么味道就进肚了;最难的是一桌的轮值生,要把四斤米的又粘又稠的糯饭,在众目睽睽之下,分成十等份,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更难受的还是吃过以后,不但没有这种诱人的腻腻的享受,而且,心里老是空落落的,像是猫爪子在抓你的胃那样难受。像这样的糯米饭,一顿两顿,一天两天,也无所谓,但我们一吃就是整整一个月,以至后来十几年中,一提到“糯米饭”就反胃,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了它在我心中的真面目:香、甜、糍、腻。
时不时的停餐,加上班主任对我的成见,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厌学情绪,对于我不喜欢的科目,上课时我要么公开看小说,要么睡大觉,科任老师的小报告自然是连连不断的送到了班主任那里,谈话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我的抵触情绪也就越来越严重,要不是当时中学生的这份“国家粮”(那时,农村的孩子只要考上萍乡城内的中学,一律转吃商品粮,当然也就转为了城市户口)对我的重要性,我早就退学了。在这期间,我已经写了好几封信给在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姐姐(姐姐是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中的文艺兵, 1958年底被分到成都),要求参加文艺工作,原因是“为了减轻姐姐的负担”。不久,发生了一件使我必须要离开青草冲的“坐鸟笼”事件:那是在1960年上学期,一天上午第三节课的预备铃响过之后,我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的,不知是不是鬼使神差,我拿起讲桌上的粉笔就在黑板上写道:哎,又要坐45分钟的鸟笼了,末了,连写三个惊叹号。我奇怪,教室里怎么会没有丝毫反应,转过脸一看,糟糕,教室后面已经坐了十多个老师,原来这是一堂公开教学!我立刻三下五除二的抹掉了自己大逆不道的感叹,低着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那天的晚自习就是对“坐鸟笼”的声讨,所有的班干部,还有被动员起来的我的“铁哥”们,一个个的上纲上线的批判,不但没有使我“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让我异常“顽固”,在最后让我发言表态时,我说了八个字:跟红踩黑,落井下石!于是,我的操行分数在全校的一次大会上被降了两分,所幸我在宜春中学生唱歌比赛中得了奖,在同一次大会上,我又加了一分!一降一加,我的操行分还有4分,还不算十分严重,要是没有加这一分,那就到了勒令退学的边缘了。
至此,决心已下:离开青草冲,独自一人去闯成都,不管姐姐同意与否。

转学四川自贡艺校

1960年5月底,姐姐来信告诉我一个信息:她被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派往河南郑州豫剧院跟常香玉学习豫剧,同来的还有四川自贡市文工团的同志,他们文工团可以让我当歌唱学员。真是天大喜讯!我立即着手向班主任写书面报告,要求转学成都。直觉告诉我,如果不说转学,班主任肯定不会批准的;因为“流生”对于班主任来说就意味着工作失职。我的理由很充分:到成都去念书,一是妈妈在那儿,二是对军属有照顾。班主任找到我,反复问我是否属实,转到成都哪个学校?我发愿赌誓千真万确,并顺口说转学成都一中。
我为什么会说起成都一中呢?那个年代,中苏关系很好,俄语老师要求我们跟苏联的同学交朋友,以提高俄语的运用水平。然而,我的俄语成绩实在是拿不出手,除了“嗒娃里西”“哈拉硕”之外,记不得几个单词。看见同学都给斯大林格勒一中写俄语信,我嫉恨之余,突发奇想,写了一封求友信给成都一中,收信人就是我自己的座号:“高二甲班7号”,谁料,这7号还真的回了信,并答应成为朋友!朋友姓名:袁素明。
    班主任最终相信了我,并交代一定要好好考完终考,我当然满口答应。但实际上,我一门心思都放到怎样才能圆好我的这个“谎”,以便把户口迁到“自贡”,而不是“成都”。我马马虎虎的应付了终考,成绩除了语文、代数、几何等我的强项科目外,都不及格。但这些对于我已经无所谓了。
    我的转学通知已经到了学校总务处,女许老师两次碰见我时都要我到她那里去拿,她已经把所有手续都填写好了,还说,你小子这下开心了吧!她哪里知道,我怎能开心得了:你填的是成都,可我却要去自贡,你要不跟我改过来,我能开心么？那个年代,户籍管理很严,人在那儿,户口就在那儿,在一个地方走亲戚,超过三天,还得报临时户口。我苦思冥想,一筹莫展。一天晚上,大概10点多了,我在总务处门前的走廊里晃来晃去,从窗户里看见女许老师还在算帐,还不时的捏着鼻梁,我想,那些个伙食账肯定把她折腾得够呛了,这时候,恐怕也是她最稀里糊涂的时候,不能再犹豫了，机遇稍纵即逝,必须当机立断!好容易等到总务处只剩下女许老师时,我故作轻松的走到她跟前,在她的杯子里加了点开水,坐在一旁不吭声。她没有抬头,算盘子噼里啪啦的响了好一阵才停下来:我早就要你来拿!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未封口的信封递给我:拿去吧!我说,许老师,谢谢您,您真辛苦!不过还要麻烦您一下,户口迁移处应该写“四川自贡艺校”(与自贡市文工团同属一个单位)而不是“四川成都一中”,我姐说成都一中名额满了。许老师说,怎么搞的嘛?我连忙赔不是,说了一大堆许老师的好话,甚至还说您真像我妈妈！最后,她终于跟我重新填写了一份。我高兴的眼泪都差不多掉下来,双手捧着信封,出自内心的向许老师鞠了一躬:这一躬,表达的不止是感谢,还有深深的歉意。几十年过去了,我总想当面解释为什么当年要跟这样一位老实巴交的她撒谎,但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她。
户口到手了,我没有等暑假,在同学那儿借了路费,买了一张去郑州的火车票,什么行李也不带,告别了父亲和妹妹,搭上了北上的火车。
那一天的日记这样写着:从此,我的人生道路上将充满歌声……。

一波三折的转学经历

原以为离开萍乡一中就是离开我所讨厌的中学生活而开始“充满歌声”的人生旅途,岂料几经周折,我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念高中。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因为自己这张自以为是的臭嘴!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机遇并不多,机遇来时,往往因为自己的不慎:或失之一言,或失之一举,机遇就会与你失之交臂,让你悔恨莫及。
1960年7月初,我春风得意的只身来到了河南郑州,在省豫剧院,找到了从师常香玉的姐姐,她把我介绍给了自贡市文工团的同志,我以一首《晋察冀的小姑娘》的演唱,博得了他们的赞赏,他们表示欢迎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姐姐留我看了几天的豫剧,而且都是常香玉主演的名剧,尤其是《花木兰》和《穆桂英挂帅》,常香玉大师那豪放、跌宕起伏、大气磅礴的拖腔简直让我如醉如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豫剧,至今还能一字不落的把《谁说女子不如男》唱得像模像样。
几天后,姐姐的同事(战旗文工团的琴师)把我送上了去成都的火车,作为随军家属的妈妈早就盼望这一天:她的太缺少母爱的、唯一的儿子来到她的身边!火车一路西行,车窗外,全是光秃秃的黄土,荒凉冷漠、毫无生气。“困难时期”的苍凉气氛并未影响我充满欣喜和希望的心境,我甚至还小声唱起了“刘大哥说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对面的一对老年夫妇还好奇的问我干吗那么高兴?我们自然的拉起了家常。车到西安,老人下车前说了一句话:小伙子,唱唱跳跳虽好,也要准备吃大苦哇!
火车到宝鸡后转入宝成路改向南行,而且换了马力更大的车头,整整一夜穿行在人烟稀少的秦岭山脉后,终于驶进了广袤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对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总算有了亲身体验。我的少年入川人生路该不会也是“难于上青天”吧?我暗自思忖。
顺利到达成都东珠市巷姐姐家后,妈妈准备了那时最丰盛的午餐:红烧肉和我从未吃过的牛肉松(妈妈说这是姐姐的特供副食品)。下午,姐姐的同事纷纷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叫“牛头”的、说山东快书的叔叔特别喜欢我,他问了我的情况后,对我说,小宋,甭去什么自贡了,我们战旗正在招收学员,何不跟叔叔去考一下。我真是喜出望外,能留在成都妈妈姐姐身边,岂不更好?妈妈更是乐不可支,督促我赶快去考!“牛头”叔叔把我带到歌队,一个瘦长个子的队长(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派人来》这首名歌曲的作者和首唱者之一)测试了我的视唱、节奏和听力,然后又要我唱了一首歌,很高兴的说,恭喜你被录取了,马上给了我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学员卡片》要我填写,我高兴的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当文工团袁团长(跟我姐住一个院子)和我谈话时,我竟然自以为是的说出了自贡市文工团也录取了我的话,结果,袁团长以“不能影响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为由,取消了他们的录取,为此,“牛头”叔叔和妈妈气恼的指责我“傻得掉渣”,我也为自己这张破嘴气得掉阴眼泪。又唱歌,又参军,这是多么令人称羡的美事呀,这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眼看就要成为事实,却因为一句话,让我的人生多出了多少坎坷和曲折!
无论我多么不想离开成都,经过十多天的反复交涉,袁团长撂出了一句话:还是先去自贡吧!于是,我带着重重的失落,悻悻的登上了去自贡的火车。
自贡是个和萍乡差不多大的小城,又是个山城,上个街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因为心境不好,加上天气异常闷热,自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还不如我们萍乡呢”!还没有安顿好,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下个不停,我躺在床上燥热难耐,翻来覆去睡不着,好容易刚睡一会儿又被急促的铃声吵醒,接着,哨声四起,要大家起床抢险,所有人员都被派往一个仓库抢运盐巴(自贡盛产盐巴)——因为洪水已经上岸,真是倒霉透顶!又气又累落汤鸡似的回到团部,就病倒了。
两天之后,我才知道我被分到歌舞队,也就是说我不但要唱歌,还要跳舞,我没好气的去找团长,问为什么歌舞不分家?他们战旗文工团可是分家的!团长似乎不高兴的说了一句:我们小团体怎能跟他们比!心里的不痛快很快就从我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了,大概过了不到10天,团长找我了,问我有什么心事?我照实说出了我考战旗文工团的事,团长说,那你就回成都算了。这正中我的下怀,我重回“战旗”似乎已成定局。于是,我兴高采烈的又回到了成都。
然而,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刚一进门,已经早两天回到成都的姐姐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你小子从明天起,去找学校,给我继续念书!看来,我在自贡的表现她已完全掌握。天啦,要我自己去找学校,这可难为我了,转学,必须要有转学证,而转学证上的成绩我拿得出手吗,更何况还有那该死的4分操行“劣迹”在上面呢!我一边敷衍姐姐,一边去找“牛头”叔叔,结果是姐姐把进“战旗”的所有路子全部封杀,“牛头”叔叔笑着说,还是听姐姐的,念书考大学吧!于是我又缠着妈妈帮我去找工作,妈妈托了好多人,有介绍去军区被服厂的,有介绍到一个初中去教俄语的,还有介绍到汽车队的……,不是我不喜欢就是妈妈不同意。折腾了20多天,姐姐生气了,一定要我去上学。那已是9月中旬了,我已无计可施,只得硬着头皮拿着我的该死的转学证开始了令我羞愧难当的“转学之旅”。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成都一中,到成都时还写过一封信给那个愿意跟我交朋友的“袁素明”,信中说我已经到了成都,如能见面,确属缘分等等,但一直没见回信,为此,我还在心里怪成都人不讲情义。但我还是第一个去找成都一中,来到一中校门口时,正是课间操时间,我向传达室的老同志问:老同志,请问转学应该……,老同志打断我问:谁转学?我奇怪的答道,我呀!老同志大笑:你转学,你搞清楚了么?周围一阵大笑,我更是莫名其妙,老同志止住笑,说,你看看操场里,我们是女子中学呀!又是一阵笑声——对,我听清了,是一阵银铃似的笑声把满脸羞愧的我飞快的送出了校门。此时,我才彻底明白,袁素明同学不回信的原因,想到我信中的“见面”“缘分”等用词,脸上烧得厉害。两年后,我有幸参加了她的婚礼,在谈起这件事时,所有的人都捧腹大笑。
而后的一个星期里,我跑了十几所学校,不是没有名额就是外语课设置是英语,在星期六那天,我找到了青龙街的十三中,他们既有名额,又是学俄语,听说我的姐姐在战旗,他们对我很感兴趣,但一看转学证上的成绩,就摇头了,接待我的驼背教导主任没有把话说死:你先回去吧!我回到家里,把十三中的情况向姐姐做了汇报,免不了又是一顿数落,我此时学聪明了,一个劲的直说驼背教导主任对战旗、对姐姐的推崇,还说他们看过姐姐的演出等等,直到姐姐决定星期一直接去找十三中的校长,我才松了一口气。
星期一,姐姐一身文艺戎装,带着我英姿飒爽的出现在十三中女艾校长的面前,说明来意后,艾校长的开场白就让我彻底放松了:其实宋同志不亲自来,我们也决定收下小宋了。她说,她们的61届高中毕业班共分四个班,小宋目前的成绩分在4班应该还算前几名的,操行成绩嘛,表现好可以加上来的。姐姐表示感谢后,把我的情况详详细细的做了全面介绍,大意很清楚：这小子本质不坏,也很聪明,成绩原来一直不错,建议把我分在1班,给我一点压力,艾校长最后表态:暂时分在2班,成绩上来后再调整到1斑。
就这样,我开始了成都十三中最刻苦、最难忘的一年高三生活。

“又红又专”：辛酸的玩笑

成都十三中地处青龙街,学生中很多都有海外背景,侨眷子弟特多,这可能是该校教学设备非常齐全的主要原因。物理、化学课的每一堂实验,均是两人一组,经过实验的理化课知识可以说入脑入心,绝对是既知其然又知其之所以然。那时高三的物理学的是光学,与高二以前的力学等内容无多大关系;化学学的是有机化学,也与高二以前的无机化学关系不大。故我的理化知识学得很轻松,加上艾校长的关照,理化老师一个星期分别跟我补课两次,高二以前的理化课在高三的第一学期基本上就全补上了。俄语主要是记单词和动词的6种变格方法,只需自己加力就可以,语数是我的强项,整体成绩一个学期之后就快速提高,于是在高三的的最后一学期,我被分到了第一班,学号是13号,也就是说我已经是全61届毕业班中的第13名了。加上我这个家庭成分“自由职业”的学生相对那些海外社会关系复杂的同学来讲,已经是相当“红”的了,很快,我就当上了学生会的文娱干事,学校的重大活动,我都是当然的活跃分子,有一次,艾校长还委托我在大会上,宣读了她的亲笔贺信,这更加激发了我的热情和干劲,我记得我还被安排跟毕业班的全体同学讲了一堂题为《想像力和立体几何》的学习体会课。
在这种被学校“宠着、抬着、捧着”的氛围里,我甚至忘记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只是到了星期六,我才会顿然觉得肚子里空落落的,嘴里老来清水,好在回到东珠市巷姐姐家里后,妈妈照例会给我准备一大碗白米饭,而我只要一进屋,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手持调羹在姐姐的柜子里,刮一团猪油塞进嘴中,然后又抓一把白砂糖倒进嘴里(当然,这些都是姐姐的特供副食品),猪油白砂糖放在一起咀嚼,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的美味能与其相比!接下来.风卷残云似的将那碗白米饭送进肚里,看见我这种心满意足的神态,妈妈总是摇了摇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我知道她又想到了远在五陂下的爸爸和两个妹妹,他们能熬过“低标准,瓜菜代”的日子吗?而此时的我虽然食欲上得到了一时的满足,但在精神上却和妈妈一起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既无奈又伤感……。
不久,我在校医室里被诊断为得了水肿病(这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一种因缺蛋白质而得的常见病),这对于我来讲,不仅不是坏消息,而且令我非常高兴,因为根据当时成都的规定,学生得了水肿病,可以有两种待遇:一是可以享受一个星期的“蒸疗”(类似如今的桑那浴),二是可以免费领取3斤炒熟的黄豆粉。3斤喷香喷香的黄豆粉,对于每天连那种“小球藻”做的绿馒头都吃不饱的青年学生来讲,这是多么大的赏赐呀!
水肿病没有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丝毫影响,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用俄文给斯大林格勒13中的同学写信,一个叫柳笆的女孩子跟我成了朋友,还互赠了礼品;用自制的收音机(一个自绕线圈加上一个半导体两极管再加上一副耳机)收听了在北京举办的整个26届乒乓球世锦赛全过程的实播,为容国团夺得第一枚金牌而连夜欢庆;聆听了这次世锦赛的主裁判所做的精彩纷呈的专题报告……,为国争光,备战高考的爱国热情被鼓动的足足的。紧张的学习让我的肠胃忘记了因饥饿而常常举行的“造反”,而此时的我已经成了毕业班中少有的“又红又专”的学生之一。
大约在这年的5月底,学校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大红榜,上面写着经学校审查批准下列同学将从明日起,参加飞行员体检云云,名单中我被名列榜首!同学们都羡慕的为我高兴,我虽然也高兴,但没有一丝体检能过关的希望:飞行员能要我:一个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瘦不拉吉的男孩?!但不管怎样,这是学校对我“又红又专”的权威认可,我没有理由不感到荣幸和欣慰。
岂料,经过三天的初捡,我顺利过关,和我一起的10多个同学只剩下4个;待到第一次复检之后,竟然只留下我一个人参加最后的复检，我真是喜出望外!艾校长和班主任也非常高兴,并夸奖我为学校争了光,还预祝我光荣入伍。最后一次复检开始于初捡开始后的第10天。所有的大夫都已与我非常熟悉,亲切的叫我小宋,除了常规的内外科,还进行了许多有关四肢协调、平衡、目测力等科目的测试,都顺利通过,并且已经填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员登记表》,只等最后一关:检查视网膜了。一个负责的大夫笑着说:小宋,明天早点来,我第一个让你检查!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得意的写道:我要飞了!
翌日一早我就来到复检处,眼科的一位女大夫立即给我点了让瞳孔放大的药水,过了一阵,我发觉我的眼睛对近处的东西一点都看不清了,女大夫说,这是因为瞳孔放大了的缘故。我被带到了一间暗室,女大夫戴着有电光的窥视镜开始了对我视网膜的检查,我随着女大夫“左上---左下--- 右上---右下……”的指令,昂着头,转动着眼珠。不一会,左眼视网膜过关,轮到右眼却把我弄惨了,整整半个钟头后,我的脖子又酸又账,难受极了,女大夫开始问我右眼“曾发过痛么”等一些我预感不妙的问题,被我否认之后,女大夫又自言自语的说“你的视力那么好,按理不会是呀?”我急忙问“是什么”,女大夫说,你别急,我请另外的大夫看看。这一下更惨了,一个上午,共有7个眼科大夫检查了我的右眼视网膜,末了,还一起开了会,对我右眼视网膜右上角的一个小黑点有争议的诊断为“裂孔”,结论是“不适宜高空飞行”。我看到这个结论后,伤心的哭了。所有的大夫都来安慰我,尤其是那位女大夫,像对待亲弟弟一样, 一边跟我擦眼泪,一边言不由衷说一些连自己也安慰不了的话,拉着我的手,一直把我送上公共汽车,这时,我还看见她偷偷的用手绢抹着眼睛。我相信,她对那个裂孔结论是有疑问的,对我的意外落选她也是非常不甘心的,她的难过可能不亚于我。实际上,我的右眼到现在为止,从来未出现过什么异像,坐飞机也曾在1万几千米的高空呆过不少时间,从未有过不适。我只能说,“又红又专”跟我开了个辛酸的玩笑,使我从云里雾里的高空狠狠的摔到了地上,冷酷而又现实的地上:瞳孔的放大使我无法看书复习,而那时离高考只剩下20来天,而且,无以名状的无奈、愤慨和不甘心一直折磨着我,使我在一个星期瞳孔自然恢复后也集中不了精力去准备高考,我甚至放弃了复习,我始终把大夫们关于“会优先录取”的安慰话当了真,加上填写高考志愿表上的好高骛远和过于盲从班主任要我考理科的意见,我终于与大学擦肩而过。
回想起来,我性格中自以为是以及浮躁的顽劣又一次在人生关键时刻起了变轨的关键作用!

第三章   青年时代

成天想着吃的年代

1961年8月,我和好几个同班同学均接到了分配到市五金交电公司工作的通知,其中还有在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拿了吊环第二名的吕同学(忘了名),他劝我继续考大学,我也应允了,因为我实在不甘心命运对我的不公!但是当我抱着“看看公司什么情况”的想法参加的该公司专门为新同志举行的会议后,我性格中浮躁的劣根性使我最后一次丧失了与大学的缘分——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我被公司经理对远景的诱人描绘以及公司掌控着当时市场上奇缺的交电商品这一事实所吸引,决定次日正式到公司上班。而我的几个同班同学次年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此事造成的后果是让我整整20年都在为找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忍受着我的同龄人很少经历的坎坷！
到公司后的当头棒就是月工资只有19元(学徒工资)和月口粮降为21斤(商业职工的口粮标准)的冷酷现实!为此,公司食堂经常会发生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与炊事员吵架的事,原因千篇一律都是为了“吃”,中晚餐炊事员只卖给我们老秤4两米一团的饭,而我们非要多买不可,原因很简单:吃自己的,超了标我们自己处理!结果是我们“人多势众”,炊事员只好服软,而后果呢,就是月末那几天我们一个个“弹尽粮绝”,这样,当然影响着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于是,公司秘书科想了办法:发放一种注明日期和早、中、晚字样的餐券,只准推迟使用,不准提前使用。然而,这一招也不灵,我们这帮人,跟炊事员软泡硬磨,先是提前吃星期天的,然后,吃31号的、30号的……,结果一样!公司又想了奇招,可能是掌控着大量奇缺计划商品的原因吧,不知是通过什么关系弄来一批成块状的猪肝渣,对那些能将口粮坚持到月末的青年职工给予奖励,还时不时的在月末搞一点“瓜菜代”式的聚餐。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青年女同事的“无私”支援下,我们总可以一边“寅吃卯粮”,一边享受着猪肝渣的香甜和“瓜菜代”带来的饱胀感。
到公司初,我被分到业务科,一起来这个科的男生有李灿凯和徐渍,女生有沈瑾和伍惠宁,我们以后都成了铁哥们。我们的师傅老蔡教导我们:业务科的同志千万要记住一条:到外面去跑,不管有事无事,而且跟着他出去“保证不吃亏”。于是,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跟在他后面,果真是不吃亏,工作往往是跑一个单位后就没事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寻找吃的。老蔡知道什么地方有3角钱一碗的红苕泥,8角钱一小碗的盖浇饭等等,不过排队时间特长。那个时代,只要能买到吃的,就是天大的幸运,排队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那种感觉恰如将要见到日夜思念的心爱人那种冲动和幸福!
谈到那个时代的吃,我特忘不了1962年的元旦加餐:每人半斤红烧肉和半斤米的糯饭是各人拿搪瓷碗分别蒸熟的。10人一桌的公共席面上是四五个脸盆,流水般的去厨房打菜,满满当当的全是瓜菜之类,上一盆吃一盆,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末了一算,谁也不相信,整整吃了11盆!平均每人一盆多,还不算红烧肉和糯饭。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铁哥赌谁吃得多,我虽说瘦精精的不到100斤,但说到吃,决不示弱。那一天是月末的一次晚饭,几个女同事送来了10多张餐卷,而且买了5分钱的所谓味精酱油,我竟然一口气吃下了32两大米的饭,其中有4两米的稀饭,发射了一颗空前绝后的“大卫星”!然而,这也让我着着实实的平生第一次深刻领会到“撑着”比饿着更难受的真理!
    更有一次让我忘不了的是偷吃“花生枯”(花生连壳榨油后形成的枯饼),那天晚上我们几个进寝室睡觉,在上楼梯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花生香,被强烈刺激起来的食欲逼着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香源”,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板梯间的后面发现了堆放花生枯的简易仓库。我们设法从小小的窗户外钩出来一大块,弄到寝室里,敲碎后,大嚼起来,越嚼越香,还油气十足。嘴巴里是享足了福,可胃却难受极了,那一晚,我们几个的胃都经历了一次翻江倒海似的考验,但谁也没有哼哼,第二天一早哥们几个一起到公厕,整整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彻底清除那些个“残渣余孽”,个个一身臭汗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苦笑着直摇头。
    那个年代,人们无论走到那儿,都是谈吃。只要看见有地方排队,不问青红皂白,大家都会一拥而上,自觉排起队来,以至经常闹出排队排到跟前才知道不是卖吃食的笑话来。
     大饥荒的年代终于离我们远去,之所以能如此轻松的回顾那个成天想着吃的年代,确要感谢如今这个丰衣足食年代的开创者,更应该珍惜它的来之不易。

MR:难忘的成都女孩

每个人在情窦初开的青少年时代,都渴望与异性朋友交往,在成都的两年,应该说与MR的交往是我平生第一次从异性朋友那里感受到了最直接、最具体的关爱:热热的、甜甜的。
MR是个地地道道的成都女孩,她的家就在十三中附近,我从东珠市巷姐姐家去上学必须经过她家。到十三中的第二个学期,我几乎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上学途中均与她“巧遇”因而自然而然的和她结伴同行到学校。头几次粗心的我一直都不在意,还傻傻的问为啥哪么巧?看到她低着头抚弄辫发的样子,竟然还穷问不舍,直到人家大红着脸反问“你说为啥”才略微知道些许。对此,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和所有喜欢和我交往的人一样,她也不过是喜欢和我接近而已。
但是,事情的发展使我慢慢的意识到,再不能“不以为然了”。几乎是每天的晚自习,她都会来到我课桌前,让我帮她解答她最吃力的立体几何题,原因很简单: “你做过《想像力和立体几何》专题心得体会的讲话,不找你找谁？”——她理直气壮的反问,只会让我心甘情愿为她效劳,旁边的同学也均会狡黠的附和:“不找你找谁”。再后来,在她舍近求远绕到我课桌前来求助解答一些根本无需求助的作业题,而“左邻右舍”们又纷纷起哄时,我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我让她吃过几次“闭门羹”后,她那种露骨的“进攻”终于停止了。说实话,当时,我的心里早已被远在家乡另一个女孩NN所占据,我不能也不允许她这样毫不掩饰的“主动进攻”继续下去,听之任之是一种亵渎!
聪明的女孩决不会重复使用男孩不喜欢的方式去打动对方,MR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孩。她并未停止“进攻”(我实在选择不到更合适的词),只是变换了方式:她本来是一个不好动的文静女孩,在这以前,她很少参加学校的文娱活动,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她居然出现在我这个校文娱干事组织的每一次文娱活动中,在不经意间,让我发现了她在文艺方面的潜质!当然,即使我再粗心,也不会不懂她的心思:改变自我,投其所好。实际上,改变自我就是一种付出、一种奉献,甚至是一种牺牲。她的改变让我感动,但却无法撼动我心目中NN的地位,我只是没有刻意冷淡她而已。
有一次,学校布置要在周末开展支农活动——送肥料到金牛区的生产队去,作为学生会的干部,我自然得带头,但是,送什么肥料,用什么工具运输等均使我大伤脑筋:姐姐家不用说肥料,连一样工具都没有,正在一筹莫展之时,MR偷偷告诉我,她会把一切弄好,只要我出力就行了,我如释重负,由衷的说了声“谢谢你!”那一天清早,我就空着手来到她家门口,她已经候在那儿,身旁是一架人力车,里面装满了一些垃圾灰之类的东西,车子旁边还有另外两位女同学,MR说,我们三人就充当你的副手了。我高兴的朝她笑了笑,感激的连忙点头,她这种全身心的帮助又让我不尴尬的安排确实令我心动了好久好久。那一天,我们都在生产队里劳动,晚饭后刚要准备返城,天公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被安排到一个小学的教室里躲雨,岂料雨越下越大,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大伙儿一合计,决定就地“安营扎寨”,那一晚,大家兴奋不已,又说又笑又唱歌直到深夜,大家才一个个靠在墙壁上陆续进入梦乡……朦胧中我似乎觉得有人靠在我的肩膀上,睁开眼才知道是MR,我不忍心推开她的头,我就当这是我的一种回报吧。此时,我的心有点热热的,说实话,我也不大情愿推开她的头。
那一年,她也没有考上大学,听说被分到了饮食服务公司工作,离我们公司不远,但我没有主动去找她,我实在不愿意我的心再那么“有点热热的”下去。
但是不久,MR又开始了她的“进攻”,第一次,她没有露面,而是送来一件用干净手帕包好的东西搁到传达室小万那里,请他转交我。傍晚,我解开小包,里面竟是几个香喷喷的白面包子,这可是那个24小时都梦着找吃的年代里多少人看都看不到的东西呀!一张小纸条上写着: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食品,我舍不得吃,送你大小伙解解馋吧。MR即日。我已经无法描述我当时的那种被异性牵挂着、关爱着、呵护着时的异常复杂的感受:令人陶醉的、暖暖的、甜甜的温馨。
从此,我们又开始见面了,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洗一件衣服,缝一粒纽扣,递几斤粮票,包几个稀罕的桃酥饼……我虽然总是被动接受着,但我越来越乐意接受她的主动,甚至于有了依赖情结。而此时,我心目中NN的地位已经发展到了不容挪动的程度了。在我的铁哥们的一致督促下,我终于决定和MR挑明一切,那一天傍晚,我送她出我公司门口后,对她郑重的说:明晚7点我们到锦江公园亭子间,我有重要的话跟你讲。他顿时两眼发亮:你早就应该讲了!说完,像小鸟一样轻盈的、欢快的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的心酸酸的……
第二天的约会是我感到最沉重的一次约会,她用热盼的眼神望着我,急切的等着我把她最希望听到的“重要的话”说出来,但我几次欲言又止,实在说不出口。直到她生气说“不说拉倒,我回去了!”,我才低着头开口了,说得很直露,简单明白:另一个女孩比她先到,我只得对不起了!我看见她哭了,伤心的哭了,撂下一句“你为什么不早说”就伤心的哭着跑了。
她整整一星期没有找我,传达室也没有电话呼我。我若有所失又觉得如释重负。第8天,她来了电话,语气很平静,要我告诉她NN的地址,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了她。她们俩彼此都通了信,具体内容,至今我也不清楚。
此后,她仍然那么关爱着我,照顾着我,我以后在成都市工人艺术团的每一次演出,她大都会骑车前往观看。在我的圈子里,除了我的“铁哥们”外,谁都会不相信,我们不是一对。再这样发展下去,我会无力自拔,于是,我准备选择逃避,我觉得,回萍乡教书,可能是我一举两得的最好选择,但是,铁哥们中大都不同意这种方式,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最后,还是把决定权留给了我自己,还一致批评我与MR“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换成你们,谁能断得了!?
公司领导召开的一次新同志特别会之后,我“当断”的机会来了。原来,公司根据上级指示要精简职工,但是此项工作推不动,就特意开会要求我们这些年轻人带个头,写自愿被精简的申请,而且每个人都写,以便带动那些必须精简而又不愿写申请的老职工。末了,还再三说明,你们年轻人都要准备接班,不可能精简。
我不仅立即写了申请,而且一连写了三次,我是决心离开成都,离开MR,回到萍乡,回到NN身边去!
公司为了推动此项工作,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并借机造势,开大会,带红花,出板报,还主动买好车票让我绕道北京去跟在总政歌舞团学习的姐姐道别,顺便逛逛我向往已久的北京城。总之,我发觉我是不由分说、不由自主的被很快的推上了回萍乡的旅途,没有丝毫思考和商量的余地。为此,我姐回成都后曾到公司质疑,公司虽然出示了我的三份申请,还是承认有欠妥之处,并答应要是愿意,小宋还可以再回来——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再回成都了。
在离开成都的头一天晚上9点,我才打电话告诉MR,她开始怎么也不相信,末了,我正颜厉色的说：明天几点几分的火车,如果你不到火车站来,就永远见不着我了,MR,我只能说对不起了!电话的那一头她哽咽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至今都让我愧疚的话:你怎么能这样坏哦!
第二天的送行很隆重,但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对于公司和艺术团朋友们的临别祝福,我总是忘顾左右而言他。我心里一直盼望着她来,又怕她来,我不知道见到她该说些什么,但是,我还是在火车要启动前的一分钟里,看见了她,她选择了一种不让我难堪的告别方式:一个人站在远处,一只手用手绢擦着眼睛,另一只手向我挥动着……。
半个月后,我回到五陂下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是她饱蘸着爱和着泪水写就的她与我两年来交往的真情实感的记录,整整15页信笺。

在成都工人艺术团的日子

在成都的两年中,还让我难忘的是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业余艺术团的那些快乐的日子。
刚上班不久,公司就把我推荐到艺术团,经过老师的测试,就让我参加了艺术团的“声乐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人不多,都是省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在合唱团里一个个选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作为独唱演员培养的,这个小组的人都被获准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到文化宫参加培训,加上星期天的全团活动日,我一星期可以有4次参加艺术团活动的机会。这样,比起我们公司铁哥们的日子就更容易被打发,谈“吃”、想“吃”的时间自然也比铁哥们少的多了,况且我还可以把在艺术团的趣事带回公司与他们一起共享,尤其是我会经常带给铁哥们什么单位什么时间举行舞会的信息,更让他们欢欣雀跃,因此,几乎每天,我们几个铁哥都要在一起“摆龙门阵”,内容就不再只是“吃”了,而很多时候则是舞会后的评头品足了,谁谁谁的舞姿好呀,谁谁谁笨得像头牛呀,红男绿女的侃得劲头十足。当然,那已经是1962年的上半年,“吃”的形势似乎开始有了好转的时候了。
声乐研究小组的培训相当正规,发声、视唱、练耳等个个都要过关。在合唱队的歌曲练习中,因为严格要求音色的统一以及音量的和谐我经常因为音量过大而被点名批评,教授说,你在合唱时如果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那就说明你的音量过大,你必须控制住自己的音量,音色的统一与音量的和谐直接体现合唱队的整体水平。此外,老师还讲授了“启承转合”的基本作曲法,这些专业知识当然在我以后的艺术创作实践当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参加艺术团的下厂巡回演出始于1962年的五一劳动节之后,我参加的男声组唱阿尔巴尼亚民歌《小辫子飘呀飘》和男女声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均为每场必演的保留节目。尤其是《毛主席派人来》更是受欢迎,原因是这首脍炙人口的重唱歌曲是成都战旗文工团创作并首唱的,成都人耳濡目染,早已耳熟能详,再就是这首歌曲的和声相当美,尤其是后面“带了幸福来”的男女声轮唱更把听众的情绪推向高潮。故我和我的搭档经常要返场,重复唱一段这首歌。这当然就使我很快成为艺术团的聚焦者,也就自然成为了许多女孩特别关注的男孩了。舞蹈队的SM就经常不经我同意就跑到东珠市巷姐姐家,还主动认我妈为干妈,她是个非常会打扮而且身材特好的一个女孩,弄得我妈心里喜滋滋的，但因为她的刻意做作,我从未动过心；还有一个小女孩小H,对我简直是崇拜,亲昵的叫我“小宋哥哥”,她的一只眼有一点“照”,但是很大很亮,经常爬到我背上要我背她,还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那一年她18岁,在一家照相舘学徒,专门为彩色相片着色,因此,我和我的铁哥们有什么相片要放大,她一概爽快答应,NN的第一张6寸放大彩照就是出自她的精心描绘,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小宋哥哥的女朋友!”她会理直气壮的回答别人明知故问的“为什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她总是公开的申明“这可是送给我小宋哥哥的,你凭啥子要!”当我把我要离开成都的消息告诉她时,她竟然睁着大眼睛:为啥子要离开嘛?而且又一次爬到我背上:我不让你走,你不答应,我就不下来!她的这份天真无邪,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那么的清晰,那么的美好。
谈到艺术团的日子和艺术团的女孩,我不可能不谈到我的二重唱黄金搭档DY姐,DY姐实际还比我小月份,但是她的早熟以及黝黑的皮肤使得她比其实际年龄略显大一点,况且,在所有的活动中,她都像姐姐一样照顾我,帮我化妆、卸装,随时整理我被弄乱的演出服,演出后的加餐总要等着我,并把平时难得吃到的菜肴大把大把的夹到我碗里,平时,她也时不时的到东珠市巷姐姐家去看望我妈妈,加上MR,起码有三个以上的女孩经常去,弄得我妈眼花缭乱,一天,妈问我:到底哪个是你的那个?我的回答是:都是朋友,但都不是“那个”。妈妈没好气的骂了一声:小畜生连妈妈面前也没有实话!
有一天排练后,大家都出了排练厅,DY姐留住了我,一脸的严肃说有话跟我讲,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问:DY姐,什么事,那么严肃?只见她黝黑的脸庞上泛着红光:你不可以再叫我DY姐了。我问:为什么?她低下头:因为我比你小5个月!那我该叫你什么?就叫DY!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又一个MR似的女孩闯入了我的情感世界。但是令我庆幸的是我与DY的感情就是姐弟之间的那种,就像我喜欢小H妹妹一样,那么亲密无间,但却永远不可能越雷池一步。我当时的回答是真诚的:DY姐,我叫姐习惯了,还是叫DY姐更亲热。
我仍然叫她DY姐,她不搭理我,我不停的叫,她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你是个小笨蛋!在这之后,有一次演出差点演砸了,因为DY姐和我单独谈话的事传到了乐队主弦小C的耳里,他是DY姐的忠实“保护神”,而且在紧紧的追着她,他可能对我早就心存芥蒂了,于是决定惩罚我这个“第三者”。那天晚上的《毛主席派人来》是在成都市一家大厂子演出,我记得好像是成都市量具刃具厂,观众不少于1000人。轮到我们上场了,前奏音乐一响,我就知道有情况了:起码定高了一个调,重唱中,男的是属于男高音音域,因此,我的最高音唱出来就沙哑了,一连三段下来,我可以说是羞愧难当,躲到一边偷着生闷气。只听见DY姐大发雷霆的指责小C不是东西,连“卑郫”的词都用上了,不管小C怎么道歉,DY姐就是不饶不让,并且当众宣布:她从没有答应过他什么,他不应再找她了。返回时,她约我翌日下午在团里见,她有要事跟我讲。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更何况我回萍乡的申请已经批准,不久,我就要离开成都了，我会泰然的处理好和DY姐次日的谈话。
第二天,她首先问我去不去专业文工团,我说想是想,但是不可能了。她说凉山自治州文工团正需要我们这样的重唱演员,我们一起走好吗?我只得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末了,我劝她不要那样对小C,这样对他不公平……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泪花,最后,她擦干眼泪哽咽着说:一定要回萍乡吗?我点了点头:是的,一定!
回到萍乡后,给她写信的称呼依然是“DY姐”,后来她真的去了凉山。

精神和肉体的“超载”

我回到萍乡的日期是1962年的9月3日,那是个阴雨绵绵的日子,下到月台,冷冷清清的没有几个人,我想像的站台与NN久别重逢的浪漫景象图片学区划分没有出现,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更没有NN的身影!此时的我,不仅没有丝毫久别重返家乡的兴奋,反而有一股浓烈的失落悲情涌遍全身:鼻子里酸酸的,眼睛里涩涩的。我不甘心,提着行李,披着雨衣凭记忆一口气跑到学前巷NN大姨妈家,敲开门,露出她大姨妈不冷不热的神态,她似乎没有认出我,可我还是斗胆打听NN来过没有,回答是“没有”!我几乎绝望的离开了她家,拖着一双沉重的腿无奈的朝着五陂下——那个令我前途一片茫然的“家”走去……。
回到家,父亲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诚惶诚恐:你回来也好,一家连你4张口,就靠你了。那时,父亲已经64岁了,大妹16,小妹才12,都是面黄肌瘦的,我顿时感到了肩上压力的沉重。
第二天,我来到市里的精简办,递上了我的粮油户口迁移证,以及单位的不错的工作鉴定,那位工作人员看都不看一眼,拿着一个事先就准备好的长方型印章在迁移证上狠狠的盖了一个戳就扔给了我,我接过一看,是“贯农村户口,迁回原籍”几个字,我的心顿时凉了大半截!农村户口对于我就意味着从此失去了商品粮,失去了做城市人的资格,就意味着我从此变成了这个国度里的二等公民,就意味着我要承受起本不该让我承受的困苦和磨难!
首先当头一棒的是我的口粮一定要从次年的元旦起,生产队才会供应,怎么讲也没用,我知道,父亲的“伪官吏”出身不允许我去据理力争,越争越会起副作用;然后是那时农村实行基本口粮加“劳肥带粮”的粮食分配方案,(每个人的基本口粮每天一斤谷子加上农户全家的劳动工分以及交给生产队的肥料折算的粮食),我家一个老头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小姑娘能挣多少工分,又能有多少排泄物呢?所以,他们半年的口粮到我回家时已所剩无几,加上我带回来的粮票,尽量省着吃也不能捱到年底,东借西挪总算到了11月下旬。那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现在是借贷无门,还有49天才能开仓领粮,你总得想办法呀!你最好放驾去一趟长潭你“鸡伢”老表家去求求援。“鸡伢”老表从小丧母,跟着外婆在我家长大,应该会帮忙的。第二天,我在一个最好的朋友那里借了5斤粮票,在河背窑上砍了两大把小毛竹(烧饭用),然后就动身前往长潭“鸡伢”老表家。
来到长潭小镇,一问“鸡伢”老表的大号,大家都熟悉。我乘船过了河不到100米,就见一栋红砖瓦屋,门前还有个小院子,这就是“鸡伢”老表家了。老表夫妇很热情,尤其是老表,他早就听说我在成都,而且进了文工团,他又格外喜欢吹吹打打,所以一个劲的问我在成都的事,而且把他喜爱的手动留声机不断的放那种胶质大唱片,一色的花鼓调,还不时的跟着唱……,我只得勉强应付着。一个下午我一边跟着他在菜园里(他们是菜农)拔草,一边听他讲时闻,我不好意思表明来意,直到晚上,他主动问到“舅爷还好冇”,我才把一切告诉了他,并说明这是父亲要我来向表哥求援的。听后,他好久未开声,临到睡觉前,他严肃的跟我讲,老弟,愿不愿意跟着我吃苦,我说,我回家了,肯定要准备吃苦!他说能吃苦就好,我们菜农苦是苦一点,但比起作田栽几兜死禾(即单一种水稻)好多了;从明天早晨起,你跟着我到城里掏大粪去!借米度难关的事他一点也没有提起。为了能让一家人度过这该死的49天,我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凌晨4点,“鸡伢”老表叫醒了我,给了我一担粪桶,还有一只把柄有2米多长的铲,他说这是掏粪用的。其实,这种长把铲我早在青草冲念书时,就知道它的作用,因为菜农经常会到我们学校的公厕粪池旁用这种铲子“偷”粪。今天,终于轮到我去“偷”粪了!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果不其然,表哥领我去的第一站就是汪公潭萍乡中学的公厕,我们进到粪池旁时,已经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了,老表说,今天来迟了,明天还要早起!我们“打扫”了两个公厕的“战场”才勉强够上4个粪桶的“战利品”。返程的5华里,对于我这个刚从成都回乡的瘦弱男孩来讲,绝对是精神和肉体的一次刻骨铭心的“超载”。可是,表哥全不设身处地的为我想想,也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连续几天,都让我装够满满的两粪桶,这一天,我累坏了,回家就躺倒在床上,连早饭都没吃,表嫂进来摸了摸我的额头,对表哥说,他这么瘦弱,哪能经得起这般累?表哥也说,看来,我是急了点。于是他拣出了三个麻袋,装满了红薯、脚板薯、红、白萝卜和其他蔬菜,还有一小袋大米,大约有20来斤,推出一架土推车,将几袋救命食物牢牢的绑到了车上,然后,对我说,老弟,吃了饭回家吧,有困难再来。我感动得从床上一跃而起,含着泪说,谢谢表哥。在回家的路上,我暗自决定,决不当农民,过完年就去找工作,我不信,没地方要我!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