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人蔡孟坚-差点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人!

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佼佼者。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到底是哪29个人，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说法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何克全（凯丰）、杨尚昆、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多是些才华横溢的人，共同特点是熟读马列经典，讲起话来每每俄语、英语脱口而出，激情四溢，极富感染力。唯一的弱点就是比较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对苏联的了解超过对中国的了解，脱离实际比较远。

最要命的，这些人并不把这个当缺点，反而觉得天下只有我懂马列，别人都是“土包子”。殊不知，中国的事情，用“土包子”的方式来解决，往往更管用。

王明于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红旗》报编辑，正是在此期间，王明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王明的提议下召开的。

王明掌权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小圈子”回国时间太短、资历不够、根基太浅，于是提出了“系统地改造党”的方针，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所谓“系统地改造党”是个什么含义呢？

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说白了，就是保证王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各级、各层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前面说过，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派到中共苏区的“中央代表”。

同样，张国焘则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扮演同样的角色。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

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写有回忆录——《我的回忆》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最初的决定，是周恩来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则去中共苏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鄂豫皖苏区更需要加强工作。而周恩来不能马上到位，还是由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为好，包括周恩来自己，也持这种态度。

年轻时的张国焘。

所以后来有人说，幸亏是秉性相对比较恬淡的周恩来去了中共苏区。如果换成张国焘前去主党，遇见与主政的毛泽东，以其二人同样的强势性格，再加上本来就互相不大看得顺眼，不知何以相处。

1931年4月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离开上海，顾顺章将他们护送到武汉，并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派来接头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在武汉，顾顺章遇到了他的“天敌”——蔡孟坚。

 

4

 

蔡孟坚，1905年生，江西萍乡人。

蔡孟坚“出道”甚早，1923年，还在萍乡念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后考上青岛大学，毕业以后，蔡孟坚于1928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因为这是国民党自称的，我们这边并不承认。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到此中止。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话一说又远了，以后再说吧。

8月25日，“宁汉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 蒋介石仍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5月，北伐军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统治北京的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东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张作霖的死，意味着统治中国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彻底结束。

6月8日，阎锡山部率先进入北京，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负责接收北京事务。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时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东北易帜”为标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版图。

接着说蔡孟坚。参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坚投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手下，成绩斐然，很快就收编了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并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9师，开到烟台加入作战。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专电嘉奖。

可能也是由于太年轻吧，缺乏“革命”斗争经验，23岁的蔡孟坚被人家结结实实地“涮”了一道，刚反正过来的那个“第49师”师长旋即复叛，差点把国民政府派来接管烟台的几十名“中央”大员“连锅”端掉。幸亏蔡孟坚警觉，在最危急的关头，把这些人救了出来。

事后追究此事，蒋介石亲自与蔡孟坚谈话，了解情况，蔡据实相告。

因缘时会，正是这一次谈话，蔡孟坚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用他自家的话说：“蒋公认我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心，当时独赏我三千元，嘱我稍事反省。”

蔡孟坚从此“简在帝心”。

“反省”了几个月，蔡孟坚找到蒋介石，要求安排个工作，蒋把他交给了陈立夫。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

陈立夫

陈立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见到蔡孟坚之后，陈当即叫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介绍他俩认识。

“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此时，徐恩曾刚刚接任不久。

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务了，比起戴笠来也不遑多让。但他们俩的出身、经历可不一样，简直是天壤之别。

戴笠出身社会最底层，徐恩曾则是富家子弟。

戴笠读的是“社会大学”，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又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

所以，军统跟中统的路数不太一样，彼此长处、短板也有很大区别。

军统办事，往往“邪招儿”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来；中统的人，则多少有些书生气。所以中统跟军统较劲，经常吃“暗”亏，两边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统。

所以，搞军事情报、杀人越货，那是军统的拿手好戏，但是要讲“党派斗争”（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一切党派的活动，均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中统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不是浪得虚名。

这些，跟这两个“掌门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一个是“打流”出身，能一样得了么？

徐恩曾跟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比陈果夫小，但比陈立夫大几岁。

所以，徐恩曾回国以后，就投到了“二陈”兄弟手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根据宣传的需要，由陈果夫主持，要建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这也是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具体办事的，就是徐恩曾，他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嘛，正是学这个的。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徐恩曾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任台长。

也正是因筹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需要，徐恩曾开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结果招进来一颗大“钉子”，等“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建起来了，又招进了两颗大“钉子”——这事后面再说。

接着，徐恩曾进入中央党部任总务科长，再往后，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叶秀峰跟陈立夫闹脾气，徐恩曾代理科长，从此开始其特务生涯，执掌中统这个国民党内最大的特务机构达15年之久。

陈立夫对徐恩曾说，这位蔡孟坚先生，是蒋先生介绍来的，暂且算你那儿的人，但不归你管。他的工作任务，由我和蒋先生直接安排。

陈立夫虽然比徐恩曾还小几岁，但却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话，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谨。

不久，蔡孟坚就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秘密策反了冯玉祥部、驻许昌的师长任应岐。

任应岐，我们在讲“吉鸿昌案”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应该还记得。

蔡孟坚被蒋介石派到任应岐处，负责与“中央”的联络。

据蔡孟坚回忆：

“某日，冯玉祥总部派传令兵，给任应岐密送新发的密电本。密电本的前页，列有其部各军、师电台的密号。当时，参谋处全部官兵集中，由冯玉祥总部点名发饷。传令兵催给密电本的收据，我从桌上拿起日戳，加盖收条。我将密电本秘藏身内，即到附近的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我见该公司收烟叶的车辆只要插英、美国旗，照例可通过双方对阵的战线。我即请求通融乘坐该公司烟叶车，前往马牧集经商，竟得允许。我乘便车，安全到达。我见到蒋公总部的机要房主任毛庆祥，特将密电本托毛庆祥面撤吭火车作活动办公地点的蒋公。毛庆祥即告知，蒋公对密电本非常重视。而后，我方参谋处传出：利用该密电本，各军、师番号用敌军总司令的名义，调动敌军部队。因此，我方连收胜果。”

蔡孟坚的这一出，堪比“蒋干盗书”了。不过，蒋干是个大傻子，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蔡孟坚可不一样了，正如蒋介石所说：“你取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中原大战不久可结束。现在第一个敌人打倒了，要应付第二个敌人。”

蒋介石所说的“第二个敌人”不问可知是共产党。蒋说：湖南、湖北的共产党活动很厉害，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也三天两头闹暴动。所以派你做“两湖特派员”，驻武汉。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蒋介石同时电告陈立夫，令其转告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蔡孟坚对共党有生杀权。”

蒋介石没有看走眼——25岁的蔡孟坚，将在武汉成为一名“铲共专家”。

1930年8月，蔡孟坚抵达武汉，就任“两湖特派员”。

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被蒋介石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接任的是何应钦。

蔡孟坚前去拜谒何应钦。何对他说：共产党趁着中原大战，在湖南湖北两地实行“李立三城市路线”，来无影、去无踪，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杀”的办法。

按：何应钦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线”，在中共党史上称为“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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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长期做劳工工作，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并且，南昌起义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议的。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1930年3月，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去莫斯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适逢中原大战，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而且口气还非常严厉：“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红）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且满怀豪情地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再次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 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9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没打下来。

在此之前的1930年7月,彭德怀曾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机，第一次攻打长沙,并占领了一个月时间，8月撤出。

两次攻打长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是——何健为了报复，于1930年11月14日，杀害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后来，朱、毛转而进攻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吉安，一举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随后被免职，并被派往苏联学习。

“立三路线”维持了仅仅三个月，但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本人，都为这三个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谓“即捕即杀”——按照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的《戒严条例》，共16条，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可处以死刑。

蔡孟坚很谦虚地说：“蒋公”临时把我从中原战场上抽调出来，到武汉镇压暴乱。但对付共产党，我没有什么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希望能与被捕的共产党谈一谈，才能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

对此，何应钦也表示认可，并说他也觉得目前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毙的做法，确实不好。

于是何当时就拿起电话问“军法处”，有没有现成的共产党可供讯问。一问说有两个，明天就要执行枪决。

蔡孟坚第一时间找到二人分别谈话。他的审讯别开生面，不像别人那样剑拔弩张，动辄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俗话说“软刀子杀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坚这把“软刀子”剌开了口子，供认一个叫宋惠和，另一个叫陈谦。

宋惠和，1907生，化名周大烈。湖南湘潭人。

宋惠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武汉以后，历任任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兼阳夏区委书记、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叛变以后，宋惠和为蔡孟坚制定出了一个“实施现场捉共办法”。

所谓“实施现场捉共办法”其实十分小儿科，就是我们在《红岩》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当有共产党叛变之后，就给他配备几个便衣特务，随着叛徒满大街溜达。一旦遇到原来的的上下级或联系人，马上由特务现场逮捕。

蔡孟坚又去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办法，我认为可行，但我是一个人来的，无人可用。

何应钦当即表示，他认识上海的一个洪帮大爷，此时正在武汉，可以让他找些人供你驱使。

不久，蔡孟坚就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帮分子以外，宋惠和、陈谦二人成了蔡孟坚的左右手。

很快，这个“小儿科”的办法就收到了成效。

 

据武汉党史资料记载，仅9月到12月的4个多月时间里，就有100余人被捕牺牲，其中包括长江局总行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秦了君、武汉市委代理书记郭士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沈绍藩、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孙良惠、中共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武汉市委常委郑德辉、市委书记陈洪周、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张采真、长江局共青团负责人袁树人等同志。

同时，武汉市委秘书机关(汉口合兴隆杂货店)、武汉市委会议机关(汉口方正里8号)、长江局秘书机关(汉口湖南街5号)、长江局接头机关(汉口第一宾馆26号)、长江局接待机关(汉口中山路新成里)、长江局印刷机关(汉口张美之巷6号)等秘密机关被全部破坏。

由于从省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遭破坏，1930年12月，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销长江局。

按：这里所说的“长江局”并不是抗战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担任负责人的那个“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0年7月下旬，为实现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工作是：“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集中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信阳等中心城市；组织地方农民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组织兵变与兵暴，配合武汉暴动。”

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任常委会书记。8月7日，长江局与中共湖北省委“合并”，党团组织“统一”，成立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书记仍为项英。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秦了君的直接下级，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名基层负责人。

这一下，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声名鹊起，短短几个月，俨然以“铲共专家”的面目出现在武汉三镇。

 

 

6

 

“实施现场捉共办法”仅仅是蔡孟坚的“三部曲”之一，后面还有之二、之三，当然，在当时，蔡孟坚自己并不知道、

1930年12月2日，一个共产党叛徒指使特务在武汉街头抓了一个叫华夏的人，逮捕后一审，还真是共产党。再往深了问，华夏不肯说了，只是说，叫你们的“铲共”负责人亲自来谈。

蔡孟坚当即“闭门审讯”，这一审，还真审出了一起“惊天巨案”。

被捕的华夏，真名叫做陈华，真实身份是中共汉口区委书记。

原来，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蒋方大获全胜而告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会后巡视武汉。汉口工商组织准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介石将亲自出席并演讲。

据陈华供认，共产党已经打入大会的会务组，并主管分发入场券。他们拿到两百张，这两百张票，他们将从湖北各地分头来到武汉，并分组进入会场，每组5人，当蒋介石上台后，大家一起向台上投掷炸弹。

不问可知，蔡孟坚当即令手下展开全城大搜捕，同时报告何应钦。因此，陈华的叛变，不但令刺蒋行动彻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蒋介石听了何应钦的报告，大为高兴，当然，他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笔者相信，这种简单的所谓刺杀行动，头脑简单的热情多于冷静严谨的设计，根本奈何不了蒋介石。

老蒋的身边，先不说有多少护卫——仅仅戴笠，从特务处成立的开初，就将自己手下的黎铁汉派到了老蒋的身边。

黎铁汉，1904年生，广东海南定安人，军校二期步科毕业。

黎铁汉跟郑介民是同乡，又是军校二期同期的同学，但他却不是郑派的人。

黎铁汉的资格很老，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他都参加过。

我们知道，黄埔早期的学生，尤其是一、二两期，只要是“挺”过了北伐的，几乎个个是国民革命军“名将”。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元帅、大将，也不在话下。

原因何在？

因为第一、第二次东征太残酷了！

前几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都是以学兵的身份，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去打仗的——枪子儿无情，他可不管谁是蒋校长手下的“天之骄子”，只要是一枪命中左胸，管你是军校学生，还是长官的马夫、勤务兵，一样“回家”！

所以军校早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大量牺牲，侥幸活下来的，后面跟着还有平定杨、刘叛乱、还有同样残酷的北伐。这个时候，早期的学生，都成为了下级军官，即便如此，牺牲的概路坷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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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时担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的曹渊。

最典型的，当属革命军人的典范——曹渊。在武昌城下，年轻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以最军人的方式、死在了胜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军校早期学生中惊人的“成材率”，但往往忽视了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以，黎铁汉能从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真的不容易。

别人都不说，就以他的同学郑介民做比，同样是军校二期学生，1925年，黎铁汉去参加东征，郑介民呢？

人家到苏联上大学去了——郑介民也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一学就是两年，1927年8月，郑介民回国，这时，蒋校长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郑介民又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去了。三折腾两折腾，复兴社成立，郑介民成了特务处副处长了，就这人家还不愿意呢——上头还有个六期的戴笠，觉得冤！

说那都没有用！黎铁汉也不是一般人，从军校毕业当排长、连、营、团、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旅长。

1932年，黎铁汉进入特务处，被戴笠看中，1933年7月，戴笠将黎铁汉推荐给蒋介石，任“随节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公开职务，叫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房警备组长。

有黎铁汉这等人物，给老蒋做警卫，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据记载，蒋介石曾4次遇刺，均有惊无险，跟安保工作的严密，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相比于汪精卫和杨永泰！

当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西安事变，老蒋不是照样做了阶下囚！

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案件，被蔡孟坚破了，而且证据确凿，而且距蔡孟坚到武汉履新仅三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老蒋的心中，有多么嘉许！

有的时候，能够赏识别人，也是一种成就，也能获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别人的赏识为荣。

当长官的，则以能赏识别人为自己的成就。

蒋介石当即电令蔡孟坚到庐山汇报工作——此时，蒋介石正在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蔡孟坚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老蒋特地偕夫人宋美龄一起接见，听了蔡孟坚的汇报，蒋介石大喜，当即发出“手谕”，晋升蔡孟坚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

25岁的蔡孟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从一个“新大学生”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不过，“武汉行营少将参议”，是一个虚衔，拿少将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权力。

1931年2月1日，武汉行营成立侦缉处，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指定由蔡孟坚任处长。“真除”少将，这可是实打实的。

同时，蒋介石奖励蔡孟坚现大洋一万。蔡孟坚没有忘记他这一万块钱怎么得来的，他以原来手下那些帮会分子和叛徒为主，组建了侦缉处，同时把奖金分成两部分，帮会分子和叛徒各奖励一半，自己则分文未取。

这是蔡孟坚“铲共”的第二部曲。

 

7

 

在“铲共”的第三部曲之前，蔡孟坚还遇到了一次危险，险过剃头。

 

原来，蔡手下以陈华为首的几个“自首”分子，准备杀掉蔡孟坚，重回革命阵营——他们对蔡说，打算在武汉办一份报纸，名字叫做《醒报》，意思是“唤醒共产党”。

 

蔡孟坚当然很高兴，并答应参加他们的“创刊”筹备会。

 

于是，这几个人在汉口丰寿里7号找了间房子，预先准备了菜刀，打算届时用打麻将的声音做掩护，杀掉蔡孟坚。

 

这天是1931年1月22日。

 

可巧了，当天晚上蔡孟坚也在玩牌。请客的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委员单成仪，先吃饭后打牌。

 

单成仪，1902年生，辽宁庄河人，军校四期步科入伍生队第一团第八连。

 

这个连里，比较有名的是徐志道，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毛人凤也辞去保密局长职务，指定徐志道为局长。李宗确开放张学良、杨虎城，找到徐志道，结果徐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张、杨关在何处，把李宗仁气得够呛。

 

与徐志道不同，单成仪是中统分子，而且是老牌的中统特务了。抗战胜利之后曾任中统东北区“总督导”，即中统在东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中统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续任党通局东北区总督导。

 

更巧的是——单成仪的家，就离大家准备“做”掉蔡孟坚的现场——汉口丰寿里7号仅隔一条胡同。

 

宋惠和——这时已经是蔡孟坚的秘书，来请蔡孟坚去开会——蔡孟坚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变了卦，对宋说我不去了。

 

多少年以后，蔡孟坚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说清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说当时输了13块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玩得兴起，不想去了。

 

这个话，可能是真，我们都玩过牌，无论是输是嬴，有的时候，确实是欲罢不能。

 

不过，从蔡孟坚的个性看，这是一个工作十分敬业的人，不大可能因为娱乐、应酬等等而放弃工作。另外，上次老蒋给的一万块钱，蔡分文未取，都奖励了手下，区区13块钱，蔡岂能放在眼中！

 

现在看来，蔡极有可能当时已经有了警觉，或者是已经得到了情报，明了对方的意图而做好了必要的处置。

 

当晚10点来钟，隔壁胡同里传出了宋惠和的呼救声，蔡孟坚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宋浑身是血躺在地上。

 

蔡孟坚当即通知武汉警备司令部封锁所有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果然在一条去往上海的船上，抓回了他那7个手下。

 

原来，对方早就买好了当晚11点的船票，打算杀掉蔡孟坚之后马上逃往上海，结果因苦等蔡孟坚而不至，一怒之下，将死心塌地追随蔡孟坚的宋惠和给宰掉了。

 

这回，蔡孟坚不再心慈手软，将7人交军法处审讯后，全部问成死刑，择日枪决。

 

处决之前，7人中有一个人，从监号中辗转托人送出一封“血书”，发誓效忠于蔡孟坚，表示愿意继续用“游街抓共”的方式，为蔡孟坚“再立新功”。

 

蔡孟坚考虑再三，可能是觉得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于是就同意了，放了这个人一条生路。

 

当然，蔡孟坚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人——将一个几乎能改写国、共两党历史和命运的机会，交到了自己手中。

 

这个人，就是尤崇新。

 

尤崇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其本名游无魂，“尤崇新”是其化名，另外，“吴浑”、“郁伍文”、“梅卿”也都是其化名。鉴于大家看到的多数文献均称其为“尤崇新”，那么我们也从众好了。

 

尤崇新是江苏人，1925年参加革命，并积极投身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尤崇新曾担任了三个月中共沪中区委书记。

 

中共沪中区委是为了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专门建起来的，1927年3月7日成立，最初叫中共公共租界（沪中）部委，后改为中共沪中区委。

 

尤崇新是中共沪中区委的第三任书记，其前任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大家会看到，有的文献中说尤崇新是中共江苏省委干部，就是这么来的。

 

1930年秋，尤崇新被调到湖北工作。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重新组建武汉市委,市委书记就是尤崇新。武汉市委下设汉口、武昌区委和汉阳三个区委，前面讲到的叛徒陈华，叛变之前就是汉口区委书记。

 

1931年1月,尤崇新被捕,旋即叛变。后参与了杀死叛徒宋惠和的行动之后，尤崇新与其他6人再度被捕，准备择日公开枪决。在此之前，尤崇新咬破手指，给蔡孟坚写了一封血书。

 

这个时候，据蔡孟坚回忆，“此时已接近五一劳动节”，推算时间，估计应该是4月的中下旬左右。

 

没有过几天，尤崇新就给蔡孟坚送上了一份惊喜，蔡孟坚“铲共”的第三部曲就此开始。

 

 

8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地点是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附近。

 

当时顾顺章胳膊上还缠着块白毛巾，似乎是正在准备与什么人接头，结果被尤崇新撞见。

 

前面说过，尤崇新参加过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顾顺章恰恰是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彼此很熟，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当即指示随行的特务，“此人是上海暴动总指挥”，顾顺章就此被捕。

 

但是，尤崇新并不知道，此时的顾顺章，已经属于“中央领导”了。

 

两人同为1925年参加革命，几年下来，顾顺章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了；而尤崇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所以对于后来顾顺章的升迁和所从事的秘密工作，不甚了了。

 

因此，蔡孟坚得到的报告是，抓获了“上海暴动总指挥黎明”。

 

“黎明”被捕以后，态度极为倨傲，直接提出要见蔡孟坚。当时蔡孟坚还挺奇怪，心想我是一个搞秘密工作的，这个黎明怎么会知道我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

 

见到蔡孟坚，“黎明”也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说：我叫顾顺章，在中共党内与周恩来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并兼任“上海红色保卫局长”。

 

蔡孟坚这一惊非同小可！

 

顾顺章是何许人也，不太清楚。周恩来是何等人物，蔡孟坚可是很清楚！“上海红色保卫局长”是干什么的，蔡孟坚更清楚！

 

“铲共”居然铲出这样一条大鱼来！蔡孟坚喜出望外。

 

那边厢，顾顺章还在大言不惭，要求尽快安排他会见蒋介石，他要跟蒋谈谈“国共两党合作事宜”。

 

蔡孟坚听这人说话忒不靠谱，于是建议让他先见一下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顾顺章说：“见了何主任，还是说这几句话。”

 

顾顺章自我感觉良好，要见蒋介石，没想到连何应钦都见不上。

 

蔡孟坚谒见何应钦，说有这么个人、这么个事。何应钦说我不见，你把他送南京去吧。他不是要见蒋介石么？送他去见！

 

于是，循正常的报告程序，蔡孟坚向南京中央党部报告：顾顺章自首，希望能见到蒋委员长，“陈述其解决国、共合作的意愿”。

 

据顾顺章后来回忆，他曾经提醒过蔡孟坚，“千万不要往南京打电报”，但为什么不能打，他没有明说。

 

蔡孟坚没有理他这个茬儿——也是啊，这么大的事，蔡孟坚怎么可能不报告！

 

此举铸成大错！

 

次日，蔡孟坚租了一艘小火轮，派一个排的宪兵，押送顾顺章赴南京。自己则于次日乘飞机赶往南京预作安排。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中共历史上最紧张的一个周末就要开始了。

 

蔡孟坚于4月26日赶到南京，首先到中央党部去找陈立夫，结果中央党部几乎空无一人——有点身份的人，一到周末就都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接待他的，是张道藩——对，就是跟蒋碧薇搞婚外恋的那位，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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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悲鸿原夫人蒋碧薇与国民党要员张道藩

 

 当时俩人约好，张道藩去找蒋介石，看能不能安排会见，蔡孟坚则到码头去接顾顺章，然后送到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

 

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在南京中山路305号——跟军统一样，中统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地点跟“调查科”的机关也是分开的，秘密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一般不够档次的特务，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场所，别说来了。蔡孟坚接到顾顺章之后，就打算把他送到这里来，图的是保密，比较隐蔽。

 

此时已经是1931年4月27日，星期一。

 

蔡孟坚接上顾顺章，俩人一块到“中山路305号”。等车开到门口，新鲜事发生了——

 

顾顺章一看“中山路305号”的门牌，马上说：“这是共产党驻南京的秘密据点，你们赶快把地下党员钱壮飞给抓起来！”

 

世间有无数荒唐事，然最荒唐者莫过于此——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居然同时也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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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

 

蔡孟坚气坏了——你倒是早说呀，现在才说！我打了无数电报，都让这个人给看了！

 

这会儿他终于明白了，顾顺章为什么会知道他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就是共产党，那人家还有什么是不能知道的！

 

但这时顾不上多说废话，马上去抓钱壮飞。

 

可想而知——钱壮飞早已远走“壮飞”。

 

 

 

 

9

 

钱壮飞，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原名钱壮秋。

 

钱壮飞是一个聪慧无比的人。他本是学医的，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解放后改为北京医学院，后并入北京大学），在北京的京绥铁路医院当医生。

 

钱壮飞曾跟人合伙办过一家电影公司，并自编自导自演过一部电影，这是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电影。

 

他还教过美术、还擅长书法、还精于无线电。

 

知识丰富，技能全面——天生一个搞特工的材料！

 

1925年，钱壮飞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钱壮飞身份暴露，被北洋政府通缉，只好离开北京。离京之前，钱壮飞将自己12岁的女儿钱蓁蓁送到黎锦晖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并拜黎锦晖为义父，从此改名黎莉莉。后来，黎莉莉成为与王人美、胡蝶齐名的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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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湖南湘潭县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先行者。

 

按：黎锦晖，湖南湘潭县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与他的另外7个兄弟姐妹黎锦熙、黎锦耀、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并称“黎氏八骏”

 

其中大哥黎锦熙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注音字母之父”。当年黎锦熙在湖南办报的时候，手下有几个年轻人，帮着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其中有几个后来成了名，一个叫田汉，另一个，叫——毛泽东。

 

离京以后，钱壮飞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了一名军医，失去了组织关系。1928年，钱壮飞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无着，无意中考入了徐恩曾主办的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当时，徐恩曾正在筹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以及“中国无线电商报”，就办了这么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招收人才，同时也招电讯特务。

 

钱壮飞本就爱好无线电，又多才多艺，很快就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更重要的，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湖州老乡，有值得信任的基础，就此，钱壮飞逐渐被徐恩曾引为心腹。

 

1928年秋，徐恩曾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把钱壮飞带了过去，作为他的私人秘书。

 

此时，钱壮飞最需要的，就是同组织重新接上关系，方能决定自己的行止。可是，对于一个地下党员来说，要找到组织谈何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上天的安排——李克农、胡底，同时出现在钱壮飞的身边。

 

李克农，1899年生，安徽巢县人。

 

李克农的早年，主要在安徽老家搞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在安徽芜湖从事革命活动，被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通缉，遂潜往上海。

 

胡底，1905年生，安徽舒城人，原名胡百昌，胡底是他的化名，取“不知伊于胡底”之意。

 

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读期间，认识了当时还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就读的钱壮飞，成为好友，1925年，胡底与钱壮飞夫妇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跟钱壮飞一样，胡底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钱壮飞办的“光华电影公司”，合伙人中，就有胡底。

 

1927年，胡底和钱壮飞夫妇同时被通缉并离开北京，钱壮飞夫妇去了西北军，胡底则去了上海。

 

1928年，胡底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工作，其时，钱壮飞已经成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

 

很巧，某天，正在上海影片公司影棚里拍片的胡底，居然碰上了化名为李泽田的李克农，当时李克农任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尤崇新曾担任这个区委的书记）。李克农跟胡底是安徽同乡，曾一同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

 

钱壮飞、胡底，这两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终于与党联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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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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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底

 

经过胡底的牵线搭桥，1928年11月，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后来享誉天下的“龙潭三杰”，就在上海影片公司的摄影棚里风云际会。

 

都是党员，彼此又是知根知底的好友，从政治上、从友情上，都可以完全信任，钱壮飞讲了自己这几年的情况，以及目前得到徐恩曾的信任，但未得到组织批准，不能擅作主张的苦恼。

 

确实，一个共产党员，加入一个具有浓厚特工背景的机构工作，且又得到对方的高度信任和重用，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不事先跟组织汇报，并得到批准，日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是绝对说不清楚的。

 

李克农脑子很快，马上说，你一个人在里面孤掌难鸣，能不能再安插进一、两个人去，以为犄角，互相策应。

 

钱壮飞说行啊，目前正好有个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公开招聘，组织上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去。

 

实际上，李克农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回去以后，他便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建议充分利用这个良好契机，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并且表示自己和胡底都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这个方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同时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为组长。

 

1928年12月，李克农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做了一名新闻编辑，不久，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1929年12月，徐恩曾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正式成为一个特务头子。钱壮飞作为他的机要秘书，形影不离，一切文书、电报往来，钱壮飞均有代拆代行的权利。

 

要说徐恩曾这事办的也是真够呛，这么重要的岗位，仅凭个人的喜好就决定了。你了解这个人么？你调查过么？这么短的时间，看得准么？就让他替你当家，要说放走几个共产党还不算大事，你徐恩曾脑袋没搬家就算客气了！

 

1930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特务机构“长城通讯社”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同时，根据工作需要，李克农调回中央特科工作，直接上级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并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

 

至此，传说中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就成了楔在敌人心脏里的一颗“铁三角”。南京、天津方面的各种机密情报，最先过目的，不是钱壮飞、就是胡底，然后分别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再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4月25日。

 

 

10

 

1931年4月25日，傍晚。

 

像往常一样，勤奋的钱壮飞秘书仍在办公房紧张地工作，替徐恩曾“加班”处理公务。

 

此时的汉口，蔡孟坚也在加班，几个小时之内，他连续给徐恩曾发来6封“亲译”电报。

 

所谓“亲译”，我们前面讲过，为了加强保密，往往在一个特工组织的常用密码系统之外，另有一套密码，由这个单位的第一负责人直接掌握，这样，即使发生了泄漏，别人不掌握这个密码，也只能干瞪眼。

 

所以，虽然蔡孟坚没有理会顾顺章的警告，依然给南京发了电报，而且发得还挺多。但蔡孟坚做的并没有错，他给徐恩曾发的“亲译”电报，除徐本人以外，旁人是译不出来的。

 

错的是徐恩曾，因为他的那套所谓“亲译”密码，不光他有，他的秘书，他无比信任的钱壮飞手中，同样也有一套。

 

至于这套“亲译”密码，是徐恩曾主动给钱壮飞的，还是钱设计“搞”到手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密码本身。

 

实际上，不光徐恩曾，许多特工单位的负责人，都不会去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亲译”电报，而是把这套密码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帮他翻译。

 

据陈恭澍回忆，1939年3月19日，戴笠发给他的那通“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的电报，就注明了“亲译”二字，这封电报就不是他自己译的，因为他早已将密码交给了特务方炳西，授权他代为翻译。

 

可见，即使是特务，也不都那么循规蹈矩，得省事就省事，只要别出事就行了。

 

问题是——陈恭澍没出事，可是到徐恩曾这儿就出事了，出的还是大事。

 

此刻，6封“亲译”电报，都送到了钱大秘书手中。

 

有一个问题需要判断——如果徐恩曾当时就在办公房的话，我们不知道钱壮飞有没有机会提前看一看，有可能即使想看，也没有那个时间——总不能当着徐恩曾的面，去看他的“亲译”电报吧。

 

事实上是徐恩曾不在，钱壮飞岂有不大看特看之理！

 

想起来，挺可怕——只能说顾顺章的被捕太是时候了，蔡孟坚打电报的时机，掌握得也太若合符节了。

 

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事，的确需要气运——而这个“气运”在我们这一边。

 

所谓大难不死、所谓败中取胜、所谓咸鱼翻生，都是需要机会的。此刻，机会就在钱壮飞的手中——就是那薄薄的几张纸。

 

钱壮飞依次译出这6封电报：

 

“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从前4封电报看，本来，蔡孟坚是想请老蒋单独派一艘军舰来接顾顺章的，那样显然更保险，但后来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于是从民间找了一条船，想尽快将顾送回南京。

 

更可怕的是第5封电报：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钧座”系指徐恩曾，也就是说，明天——4月26日，蔡孟坚就要飞到南京，与徐恩曾会面。

 

蔡、徐的会面，将要谈些什么？钱壮飞不知道。

 

蔡孟坚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钱壮飞同样不知道。

 

按常理判断，顾顺章既然“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极有可能已将一切和盘托出。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蔡孟坚一来——岂不立时拆穿“西洋镜”！

 

最可怕的是第6封电报：

 

“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钧座以外人”指的是什么人？

 

不是钱壮飞而谁！

 

作为后人，我们真的无法揣测钱壮飞当时的心情——那一份大智大勇，不是随便谁都能具有的。

 

乘飞机的蔡孟坚，最晚明天中午就到，那是4月26日，星期日。

 

坐轮船的顾顺章，最晚后天上午就到，那是4月27日，星期一。

 

换言之——

 

第一，至迟今天晚上，就得把情报送出去，才能保证在4月26日尽早找到李克农.否则，即使中央得到消息，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部署转移，一旦延到4月27日，顾顺章赶到南京，一切都太迟了。

 

第二，至迟明天上午，钱壮飞必须撤离。

 

打个俗的不能再俗的比喻——距南京300公里以外的上海，中共中央、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随时可能倾覆。

 

笔者的想象力有限，除此以外，真的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比喻，能够更恰当地形容当时的险恶局面了。

 

要尽快地把消息报告党中央，要保护其他的工作同志，同时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钱壮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抉择。

 

这是一场比赛，时间就是一切，钱壮飞要与要与顾顺章赛跑，但在此之前，他要先与蔡孟坚跑一场。

 

对钱壮飞而言，两场都是决赛！

 

此时最需要的是冷静，所以，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那种临危不乱的定力，真是了不起。换做一般人，恐怕早已心乱如麻。

 

然而钱壮飞不是“一般人”，他做对了所有的事情。

 

他叫来了自己的女婿、交通员刘杞夫。

 

按：钱壮飞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包办婚姻，1914年，中学还没有毕业的的钱壮飞就遵母命，娶了湖州同乡徐家的女儿徐双英，次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儿，取名为钱椒椒，钱椒椒的丈夫就是刘杞夫。

 

同年，钱壮飞考入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并在这里认识了女同学张振华。

 

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其祖上是清朝著名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属于名门之后。张的家境比钱家好的多，经常资助钱壮飞，彼此逐渐暗生情愫，成为夫妻。生下了另一个女儿钱蓁蓁，后拜黎锦晖为义父并改名黎莉莉，另外还有两个儿子钱江、钱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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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女儿黎莉莉，也是后来著名的影星。

 

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仲，是中共早期党员。1925年，经张暹仲介绍，钱壮飞夫妇和他们的好友胡底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杞夫，又名刘栖风，湖南宁乡人。他的妻子、1915年出生的钱椒椒才16岁，可想而知，刘杞夫也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

 

钱壮飞简单的把情况讲给刘杞夫听——不能讲多了，地下工作，即便是自己最亲的人，也要打个问号，另外讲多了刘杞夫也记不住。并叮嘱刘杞夫，马上带着钱椒椒，坐当天晚上的最后一班车赶到上海，务必找到李克农，把情况汇报给他。并将联系方法教给刘，让他重复了几遍，准确无误之后，才放心让其离去。

 

行前，钱壮飞特别叮嘱刘杞夫，找到李克农之后，必须马上返回南京，了解进一步的消息，即便敌人已经侦知了钱壮飞的真实身份，也要回来。

 

刘尊嘱而去。

 

钱壮飞又到另一个潜伏的工作同志处，以约定暗号向其示警后，又回到了徐恩曾的办公处，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作为徐恩曾的秘书，徐的一切银钱往来，均由钱壮飞经手——钱不愿意“落”这个话柄在敌人手中，好像是卷走了徐恩曾的钱、临了还贪小便宜似地。

 

整理好了一切账目，钱壮飞静候天明。

 

4月26日一早，徐恩曾从上海潇洒归来，钱壮飞若无其事地将6封“亲译”电报交给徐，之后悄然而去。随即登上了当天的第一班车，赶往上海。

 

11

 

1931年4月26日，凌晨。按照钱壮飞的指示，刘杞夫找到了李克农。

 

几经辗转，钱壮飞的绝密情报终于送达了周恩来。

 

这场赛跑，至此打赢了一半，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开口之前，将消息报告给了中央。

 

现在要看周恩来的了。

 

此时，周恩来面临着一个抉择——如何判断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并非不相信钱壮飞的忠诚——

 

整个中共中央要来个大转移、大搬迁，会有多大的动静，可想而知，还得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还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么大范围的搬迁，本身就不保险、就面临着造成某种暴露的可能。

 

敌人是狡猾的，如果是假情报，反间计，中了敌人的圈套，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

 

此时，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他一下车就到电报局，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但电文是暗语：“克潮病笃。”

 

“克”自然是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的另一个别名“钱潮”——“俩人同时都得了重病”，胡底看了，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钱壮飞辗转找到了刚刚到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报到、归队。

 

钱壮飞的归来，促使周恩来确信——顾顺章已经叛变，一场空前的大逮捕已迫在眉睫，是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

 

顾顺章的叛变，后果很严重：

 

首先，凡顾顺章认识的人，包括在沪的中央领导、中共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党的基层干部、工作骨干，其真实身份和掩护身份，全部暴露。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份名单，这是此前三个月刚刚经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共核心领导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

 

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

 

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

 

除顾顺章外，余下15人中，项英、任弼时、毛泽东3人在中央苏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要不是为送他还出不了这场祸事）；刘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其他的10人都在上海。

 

其他的，尚包括陈赓、陈云、康生、李维汉、博古等等。

 

由于顾顺章工作的特殊性，他对这些同志太熟悉了，包括他的家人，几乎都在党的各种机关里，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人都认识几个中央领导。

 

其次，所有党的办公地点、落脚点、联络点、交通站、电台，全部暴露。

 

第三，所有的密码、接头暗号、联络方式，全部作废。

 

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太紧张了。

 

然而，对于周公来讲，时间已经足够了。

 

——所有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和工作同志，马上安排转移；

 

——所有顾顺章熟识的工作岗位，立刻换用其他同志；

 

——所有联络点、交通站和电台，全部停止使用；

 

——原有的联络方式，全部废止；

 

——所有与顾顺章可能发生联系的工作关系，全部切断。

 

以上种种，终于抢在敌人之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唯一的例外是关向应同志，当时他在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由于此前机关已遭敌人破坏，他没有及时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结果在接头时被捕，后被营救出狱。

 

当晚，周恩来率赵容及中央特科除奸人员，对顾顺章的家属进行了必要的处置。

 

此时，已经是4月26日至27日的夜间。

 

这场比赛，我们终于跑赢了。

 

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回南京。

 

4月27日，从从顾顺章的口中，徐恩曾得知了他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在徐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

 

岂止大为惊讶，对于徐恩曾而言，不啻为晴天霹雳。

 

开始，徐恩曾似乎还有点不信：他说：“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

 

当时，徐恩曾还抱着侥幸心理，派人去找钱壮飞，手下去查，回报说昨天就已经失踪了。

 

事情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

 

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

 

——徐恩曾的秘书是共产党。

 

——因徐恩曾的“失察”，造成对原本极有可能的对中共中央的彻底破坏“泡汤”。

 

——徐恩曾的上司是陈立夫。

 

——陈立夫的团体是”CC”系。

 

这个责任谁来负！

 

一旦“蒋先生”追究起来，那就先不用考虑“摧毁”中共中央的问题了——先想想“CC系”会不会被蒋先生摧毁吧。

 

而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徐恩曾。

 

“蒋先生”可能摧毁不了“CC系”，但他可以“摧毁”徐恩曾。到那时，陈立夫面子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恰在此时，蒋介石官邸打来电话，令蔡孟坚押送顾顺章前去“谒见”。

 

现在，是到了整个“CC系”上下同欲、齐心协力、共同蒙骗“蒋先生”的时候了。

 

 

12

 

跟徐恩曾一样，钱壮飞的“失踪”，对于顾顺章来说，也如同挨了一个劈雷——不，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

 

一是上海的中共组织一定会在瞬间消失，他所谓的“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显然已经泡汤。

 

二是他的家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好比“庄”上的一把好牌，本拟弄个庄提，结果不但没“提”着，反而给别人点了一炮。

 

顾顺章马上请徐恩曾派人到上海，去保护他的家眷。徐很够意思，马上派人去办。

 

徐恩曾后来回忆：“当即由他（顾顺章）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

 

这时蒋的电话来了，顾顺章终于有机会见他最想见的蒋介石了。

 

张道藩很机灵，一听说蒋要见顾顺章，而且点名要蔡孟坚陪同，马上飞也似的地先跑去“安排”。

 

安排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

 

蔡押着顾顺章前往蒋介石处。路上，蔡孟坚问他，“你是否在轮船上已写好共党归服我中央之大计？”

 

能有么？肯定没有啊！

 

顾顺章全然没有想到，刚下船就要去见老蒋，根本没有全盘的筹划。再说了，顾顺章是个特工人员，打打杀杀是长项，搞政战，他不是这块料。

 

于是顾顺章说，我准备请蒋先生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并改编其军队。

 

顾顺章又说，“如钱壮飞逃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则必艰险。”

 

到了蒋处，张道藩已经在那儿预先等着了。

 

此时，蔡孟坚已经意识到：“张道藩了解了陈立夫组织内藏了大间谍，感到自己必会受到大惩罚。他自顾自的团体，就不谈忠党爱国了。”

 

见到老蒋，蔡孟坚介绍说：这位顾顺章是共产党重要人物，希望能见到您，汇报他的一些想法。

 

蒋就站在客厅里，也没有让座。顾顺章伸出手来，准备与蒋握手。

 

蒋没有理他那个碴，只是很简单地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

 

此时，顾顺章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蒋又对蔡说，你把他送回去，再来见我，我还有事跟你谈。

 

蒋的态度，如同兜头一盆冷水。回去的路上，顾顺章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值钱了，于是破罐破摔，迫不及待地开始叛卖：

“闲话军统”(20)—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六） - 万千人 - 万千人的博客

恽代英

“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

 

恽代英，江苏武进人，1895生于武昌。恽代英1921年入党，属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了，同时他也是共青团早期重要领导，《中国青年》杂志就是他创刊的。

 

恽代英也是黄埔人，曾任军校政治教官。当时他与邓演达、高语罕和张治中等都属于左派，被军校中的右派分子称为“黄埔四凶”。

 

1930年，恽代英任上海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5月6日被捕，当时他化名王作霖，后被判处5年徒刑。正如顾顺章所说，由于中央做了工作，敌人正准备提前释放他。

 

顾顺章又对蔡孟坚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

 

顾顺章、蔡孟坚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俩见的最后一面。

 

蔡孟坚将顾送回徐恩曾处，再回去见蒋介石。张道藩仍然在老蒋那里等着他——等着“看着”他。

 

张道藩，祖籍江苏南京，1897年生于贵州。张道藩从小就很聪颖，后于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学习，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张道藩是一位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人，其人英俊潇洒、兼且多才多艺，号称民国时期“艺术全才”。否则，作为一个政客，也不至于会闹出那么一段天下闻名的婚外恋来。不过由是观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宽容的。

 

据说张道藩在国外时就追求过蒋碧薇，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娶了一位法国太太。

 

1923年，张道藩还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就结识了陈立夫，随即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伦敦总支部评议部部长，这也是他走入政界的开始，从此终身不离“CC系”。

 

你别看张道藩一个画画的，他也干过特务。1928年，陈立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继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的就是张道藩，不过他干的时间很短即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张道藩之后，第三任是吴大钧、第四任是叶秀峰，徐恩曾是第五任。

“闲话军统”(20)—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六） - 万千人 - 万千人的博客

中统第四任局长 叶秀峰

 

从这儿论起来，张道藩还是徐恩曾的前辈呢！

 

挺有意思，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这几个头头，陈立夫和叶秀峰是学矿的，吴大钧是学统计的、张道藩是学美术的、徐恩曾是学电机的，都跟特务八竿子打不着。

 

张道藩是“CC系”的核心成员，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是替陈立夫看家的，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秘书”与现在的秘书不是一个概念，是很管事的。从哪个意义上讲，张道藩都要维护陈立夫、维护徐恩曾。

 

反观蔡孟坚，他并不是“CC系”的人，严格地说也不属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只不过机缘巧合，老蒋赏识他的才气和干练，让他主持一个地区的反共工作，等于为陈立夫义务打工。作为蔡孟坚，他并不想也不可能融入“CC系”，相反，对于这些人的做派，蔡孟坚还十分反感。

 

尤其是出了钱壮飞这个大娄子之后，蔡孟坚已经成为“CC系”眼中的一颗“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因此，张道藩在这里坐等蔡孟坚，随时准备“打岔”。

 

蔡孟坚是何等聪明的人，早就看出来了：“张道藩仍留在会客房，以便监视我向蒋公密报陈立夫、徐恩曾手下掩护钱壮飞间谍案，足见陈家党组织坚固。”

 

蔡孟坚在张道藩的“陪同”下，再次谒见老蒋。蒋告诉蔡应“如何利用顾顺章作向导，再破重、要案。”

 

蔡孟坚就便把恽代英的事告诉了蒋介石，蒋毫不犹豫，令蔡将恽代英立刻处决，

 

蔡孟坚有点负气地说，这事您最好交给张道藩先生去办。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同志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就义，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