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明信片上的汉阳铁厂和安源煤矿

2015-7-26 23:37| 发布者: 归巢资讯| 查看: 2583| 评论: 0

摘要: 　　9月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届时，我国将举行阅兵式，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意志和决心。由此想起自己收藏的两张日本侵华实物证据——日军“军事邮便”明信片。　　日军“军事邮便” ...

　　9月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届时，我国将举行阅兵式，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意志和决心。由此想起自己收藏的两张日本侵华实物证据——日军“军事邮便”明信片。
　　日军“军事邮便”明信片的内涵
　　（汉阳铁厂明信片）
　　日军“军事邮便”明信片是二战时期，日军侵略亚洲各国战场上的日本士兵与国内亲朋好友的联系工具。它在邮寄过程中免贴邮资使用，因使用时间长、存世量大，种类繁多，所以它是侵略亚洲各国的实物证据。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不可抹杀的铁证，它丰富了日本侵华的研究史料。
　　汉阳铁厂明信片正面照片是太别山（汉阳龟山）脚下，四座高炉拔地而起，厂房高耸，烟囱林立。明信片右下方从右至左横印“中华民国·汉阳”“汉阳铁厂”，左下方横印一行英文。背面左上方印有“军事邮便”四字，日文的“邮便”，即是中文的“邮政”。
　　（明信片背面）
　　安源煤矿明信片右边从上至下竖印有日文，“萍乡炭山”。翻译为：“萍乡炭山埋藏了大量丰富、优质的矿产，中国有南、北两大矿山，北方（直隶）有开平炭山，南方有安源煤矿（即萍乡炭山），本地人对此作如是称呼。”正面照片最凸显的景物是安源煤矿洗煤台、炼焦洋炉、高大的烟囱。左下方横印“支那·江西省”。明信片背面左上方印有“军事邮便”四字。
　　日本为什么要拍摄汉阳铁厂、安源煤矿的照片，并把它印在“军事邮便”明信片上。它是想通过参加战争的日本军人，来实现日本的狼子野心。因为日本是个资源严重匮乏，人口众多，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总想通过战争干些海盗之类的行为，中国人把他们叫做倭寇。经过了明治维新，日本成了近代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资源的匮乏使它的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日本的目光就紧紧盯着物产丰富的中国。
　　日军明信片中的二厂矿概况
　　（安源矿明信片）
　　汉阳铁厂是清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我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是我国钢铁产业的摇篮。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1889年（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奏请将在广州购置的铁厂机器一并移鄂。1890年6月设铁政局于武昌水陆街。9月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下勘定厂址。汉阳铁厂从开工到建成，历时两年十个月。整个工程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创办经费最初定为246万余两，1892年清政府增拨42万两，到建成时，实际支出500万两左右。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以督办身份正式接管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企业。1904年6月28日开始炼铁。此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厂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1896年创办的八幡制铁所还早七年。
　　从1905年起，盛宣怀动用日本预付的矿石价300万日元，改建扩充汉阳铁厂，整个工程十分浩大：拆除原有的贝色麻炼钢炉和容积10吨的小马丁炉，安装容积30吨的碱性马丁炼钢炉4座，150吨的混铁炉1座，同时建设轧钢厂、钢板厂、轧辊厂、装货厂，扩建机器修理厂、电机厂，1907年工程基本竣工。1908年又拆除两座小型废旧化铁炉，兴建250吨化铁炉1座和马丁练钢炉2座，整个工程全部竣工，共耗资白银300余万两。煤焦是冶炼钢铁的燃料，张之洞办铁厂之所以被动，就是被煤焦所困扰，因此盛宣怀必须解决煤焦问题。他选定了相距近千里的萍乡开办煤矿。
　　（明信片背面）
　　1898年3月22日盛宣怀正式颁布成立“萍乡等处煤矿总局”（下简称“萍乡煤矿”），为官办企业，盛宣怀自认督办，委张赞宸为总办。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因建矿在萍乡县境，故曰萍乡煤矿；而其地址又在萍乡县安源镇，故习称安源煤矿，即前述日军明信片上的“萍乡炭山”。
　　1899年4月8日，盛宣怀以招商局在上海洋泾浜一带的产业作为担保，向德国礼和洋行借贷400万马克（约合银132.9万两），德方现交100万马克，其余300万马克暂存礼和洋行，以备萍矿购置各类建筑施工材料及机械设备之需。于是萍乡煤矿开始大举建设了。基建分地下、地面两大部分，其中：井下工程，掘进打通安源至紫家冲大槽，完成东西两大平巷和八方、六方两大竖井采煤系统，先后建成大小洗煤台、炼焦炉、煤砖厂、电机房，安装完成矿轨、煤车、起重、抽水、发电等机器。地面修筑铁路，1903年萍乡至醴陵铁路竣工通车后，又延修至株洲，于1905年株萍铁路全线通车，全长180华里。同时建设栈房、码头、轮驳等设施；并建成医院、宿舍等生活服务设施。与此同时，萍矿还设有汉阳运销局、岳州运转局、长沙分销局、株洲转运局、湘潭转运局等煤炭中转、分销机构。1907年9月，萍乡煤矿宣告基建工程竣工。矿山工程、轮驳购置共耗银6767867两。整个煤矿生产从土法开采，变成西法机器生产，成为我国最早采用机器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是近代中国十大矿厂之一。
　　1908年3月12日，盛宣怀奏请清廷议准，16日，农工商部发给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登记执照，26日，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二千万两，公司总事务所设在上海四川路，盛宣怀任总经理，改官办为官督办。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煤铁联合托拉斯公司。商办后，汉冶萍公司三厂矿产量呈飞速增长之势。其中：1911年，全国钢铁产量达131977吨（不含土钢铁），其中汉阳铁厂产量131976吨，占全国产量的99.99％；大冶铁矿的矿石产量达359467吨，是1907年产量174630吨的2.05倍；萍乡煤矿的原煤产量达610014吨，是1907年产量402000吨的1.51倍。
　　藏在日军明信片背后的历史
　　日本于1896年在九州福冈县八幡创办了制铁所。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钢铁需求量不断增加。八幡制铁所在1906年至1909年间逐步扩建为年产钢18万吨后，紧接着又制订年产钢30万吨二期规划。日本虽有储量丰富的筑丰煤矿，可是铁矿资源极度贫乏，钢厂扩容，铁矿石需求量剧增，更加重了其国内铁矿石资源供求矛盾，他们就把目光瞄向了中国的铁矿资源。
　　恰在这时，汉冶萍公司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改造扩张，需要大量的经费。可公司资金严重匮乏，虽进行招股，但入账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只得求助于外国银行，这就给了日本可乘之机。日驻沪代理领事小田成万寿之助1898年致密函给日本外务部次官都筑，其中有一段很值得玩味的话：“我相信此际由我国提供此项资金，将铁政局和大冶铁矿管理权，掌握在我国手中，实属极为必要之事。”“除营业上一般利益外，还获得下列利益：第一，有运出我国焦煤而回运生铁矿利益：第二，有在中国扶持我国势力之利益；第三，有东方制铁事业由我国一手控制之利。”这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日本政府当然支持他的建议。日本急欲得到中国铁矿石资源，便采取低息贷款的方法，加紧对我国侵蚀。盛宣怀为得到借款，加快萍乡煤矿建设，解决汉阳铁厂燃料问题，于1905年至1907年先后从日本大仓组借款230万日元，萍乡煤矿又引狼入房。1913年日本人在借款给汉冶萍公司1500万日元时，又被设下一个圈套：“清偿借款主要以铁矿石及生铁充当，约40年还清本利”。其后，汉冶萍公司完全在日本人的圈套中运作。在炼铁亏本情况下，汉阳铁厂于1924年完全停止了生产，只有大冶的铁矿石还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八幡制铁所作原料。1927年2月，大冶铁矿为恢复中断的生产，又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借款200万日元。正如日本国农商务、外务、大藏三省大臣联署向内阁总理大臣提出“请求决议案”中所说：“为确实扶持帝国在汉口方面的权利计，将来看准时机，使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开釆权完全归于日本”。
　　由于管理方法落后以及腐败等原因，汉冶萍公司经营不善，形成了“借债－生产－再借债－再生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即使在欧战时期，公司曾盈利1137.8735万元，完全可以还清日本的旧债，成为一家独立自主的企业，可是公司却把钱用作分红、支付工作人员资金、建盛公祠等，共用去2940万两银，形成倒欠，这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1937年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1938年2月7日，蒋介石下达手令：“汉阳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为要”。汉阳铁厂搬运到了重庆大渡口，成立大渡口钢铁厂，汉冶萍公司从此由两地三家变为三地四家。1938年10月20日，日本侵占了大冶铁矿，并成立大冶矿业所，把大冶纳入了日铁管理，进行掠夺性开采；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4年，6年时间夺取铁矿石超过500万吨。
　　1939年3月，南昌被日本人占领，国民党政府电令萍矿：“萍乡煤矿局向为倭寇所垂涎，此次寇军南侵，应迁移破坏”；4月7日下午，全矿奉令停止生产，并在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人员监督下，开始拆卸搬运机电设备及其它器材。至5月29日；全矿凡能拆卸搬走的机电设备器材，全部拆罄运至广西桂林、柳州及贵州独山等地。
　　1948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会对汉冶萍上海总部进行清算完毕，按1945年11月市价八折计算，共有资产740802951.4元。至此，汉冶萍公司从兴旺到衰落，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清朝、民国两个时期以及抗日战争的磨难宣告彻底解体。它所走过的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是旧中国工矿企业发展的缩影。汉冶萍公司经历了辛亥革命炮火的灾难，躲过了与日本合办、国有化和“二十一条”风波，但终究没有逃过日本人魔爪，盛宣怀曾痛定思痛地告之于人：“此策（指官商合办）定后断不能再借外债”。正如香港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培德，曾奔赴于日本东京、英国经过大量论据和考证后，研究得岀：“汉冶萍公司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欠日债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