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者转战二、三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的炒房者

“炒房者开着还没来得及上牌的越野车，一连几天穿梭在大理古城的大街小巷。看到合适的房子，进门就问：这房子卖吗？多少钱？只要房主没说‘不卖’，他就会从后备厢取出一个背包甩到桌子上，里面都是人民币……”

这是博主“姜北树”描述的大理古城目前火爆的炒房市场。而大理也绝非唯一遭“炒”的地方。目前的“炒房团”虽然不像当年温州炒房团那样声势浩大，但在许多地方房产市场有价无市的情况下，他们的投机行为仍然让人瞠目。这些新一代的炒房族，炒房行为越来越隐蔽，即使目前面对“史上最严”调控政策新国五条，他们也能找到空子钻。

炒房者转战二、三线城市

曾经的温州炒家王浩(化名)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2002年买房时并不需要很多钱，大多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我当时在读研究生，手里只有20万元，而买房的首付大多是在10万元以内，我向亲戚朋友借了30万元，买了4套房，都是先付的首付款，其余用个人名义申请的贷款。房子买到后马上出租，每月的租金足够还房贷了。到研究生毕业时，当初北京均价5000元左右的房屋已经涨到了1.5万元左右。”

王浩毕业成为国家公务员后仍继续炒房，但金融危机、国家调控力度的加大，以及公务员身份让炒房很难：“2008年以后炒房就比较难了，尤其在北京等一线城市，首先是房价高，在银行贷款非常难；其次，温州老乡大多不做实业，都在炒房，在国家调控下，大家都没啥闲钱，彼此都不好张口借。”

但房子还是要炒。于是，二、三线城市成了“王浩们”的新选择。尽管中小城市的房产升值空间不如一线城市大，但由于房产价格总体较低，炒房的风险也随之降低了很多。其中，风景好的旅游胜地因为资源的稀缺受到了他们的青睐。

姜北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曾经是深圳某商业周刊的记者，2012年底辞去工作到大理定居。“大理卖房市场的火爆和大量外来买家涌入分不开。今年3月，一位在南京开公司的朋友突然来到大理，提了200多万元的现金放在车后备厢里，不到3天时间，就在红龙井外面的村子里买下了一个三层带小院的民宅。当天谈判当天签合同，现场就付钱。现在已经装修好，开起了客栈。那个村子全村五六十户人家，大约有30家被买下开了客栈。”

据姜北树观察，现在到大理买房的外地人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买下来开客栈；另一种是囤房、倒卖。“最近一年来，第二种情况比较普遍，光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不下10个。”他说。

从集中一线到遍地开花

大型房地产企业的销售情况向来是楼市价格的风向标。5月16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以买房为由，咨询了一家地产企业在烟台牟平市沿海某楼盘的销售情况。

售楼小姐张某告诉记者：“我们买下了当地3个岛，已经开发了2个，其中一个岛上的房产基本上全卖出去了，大多都是购买者用来投资的。”尽管该岛离烟台市区有一定距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但张小姐说，现在只有这样位置的海景房还能买到，否则早被炒房者买光了。“有位投资客买了一大片独栋的商业地产，大多在50—80平方米之间，先囤积，再转手卖给那些投资开旅店的人。”

除了大炒家，分散的小型投资者也有不少。“有一个老板，一下子买了4个独栋，虽然4套总平米数才200多，但每平方米1.7万元的价格已经远远高于省会城市的房价了。他说要坐等升值。他在全国都有类似投资，这样风险小。”

目前，大大小小的炒房者在全国到处挑选值得投资的城市和楼盘，目标不像以前那么集中，可谓“遍地开花”。广东省肇庆市风景优美，适合度假休闲，也成为了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对记者介绍说，肇庆地处珠三角经济圈，距离广州才100公里左右，长途客车、自驾车、出租车、火车、机场快线等5种较便捷的出行方式均可在较短时间内抵达广州，特别是新开通的高铁，使广州到肇庆的铁路行程缩短到了51分钟。这些优势，都使得肇庆成为了炒房一族青睐的城市。目前，当地的房产价格每平方米均价5000元，前来投资的大多是广州人。

据记者了解，烟台、肇庆这一类城市的楼盘对于炒房者有着普遍的共性，既适合养老居住，也适合做旅游投资开发，因此成为了炒房团的首选之地。

失败的案例仍在眼前

然而，只要是投机就会有风险，投资旅游胜地的房产也并非万无一失。近日，一位在三亚、海口投资的老板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在海南投资的十几套房产如今要亏本出售，“很多是海景房，一年四季非常潮湿。去海南度假的人大多选择冬天去，房子不打扫就发霉。再加上前一阵子在海南投资房产的人太多，如今供大于求，房价一直在跌，所以房子还是尽早出手，不然越陷越深。”

山东的银滩也是旅游地产泡沫破灭的一个例子。它位于威海下属的乳山市，与烟台一样，是中国AAAA级旅游度假区。据官方提供的数据，银滩每年的旅游人数为412.5万人次，这也是当地政府大手笔开发海景房的原因之一。但是，看似热闹的银滩，实际上却是一座人烟稀少的空城。每到冬天，整片海滩上甚至一盏灯也不亮，即便是在旅游业最旺的7、8月份，大量房屋也是空置着。这些房子中的绝大部分都卖给了外地人，其中以北京、上海、东北等地的人较多。

“目前，银滩二手房的价格在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而很多人是在2008年以每平方米5000元买的，现在亏本也要出手。银滩的房子很难升值，因为配套设施跟不上，所以也没有发展前途。”当地的房产中介告诉记者。

种种事实都在发出一个信号：房地产投资与任何投资方式一样，回报的前提是风险，特别是当投资变成投机时，风险很可能是致命的。

前赴后继炒房的原因

在严格的调控政策和不少的失败案例面前，为什么炒房行为还是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总结了以下几点：

首先，炒房是许多民间资本持有者不得已的选择。目前，中国的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艰难度日，外贸企业在人民币不断升值、成本高企的前提下也难以为继，在投资环境受到挤压的情况下，即便投资房地产有风险，民间资本也要往这个出口里挤。

其次，投资者一直深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房地产在地方政府眼中仍是支柱产业，又与银行借贷有着紧密关联，如果房价暴跌，银行就会出现坏账，地方政府就会入不敷出，所以炒房者们相信，房地产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下跌。

第三，新国五条限制的是住宅类商品房，而商用地产却不受限制。而且，即使是住宅房，也有空子可钻，比如用他人名字购买。

最后，炒房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声势浩大，而是越来越隐蔽。其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新富不断出现，尤其很多所谓的中产阶层，手里有几百万元的闲钱，面对通货膨胀以及养老的不确定性，投资房产可以规避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这些因素都让国家的调控政策变得尴尬。那些因新国五条限制无法购买住宅类房产的人，会转而考虑商住两用房或纯商用房，但炒房团把高房价转嫁到了这部分人身上。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让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找到合理出口。对房产市场的调控，也应该尽可能地去行政化，让市场调节，比如增加土地供应量，让地方政府脱离土地财政。这样，老百姓的资金才能自由、健康地去投资，实现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