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萍乡科举有多牛？萍乡武官巷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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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士子参加科举需要一定的支出，包括送予学师的束脩，岁科小试的卷资、印金，参加乡会试、贡生朝考的盘费等，名目繁多。萍乡进士彭涵霖在《育才庄记》中提到：“古者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皆上授之，民之贫富不甚远也，故士农工商各宿其业而已。今农工商皆以力自赡，而士有出无入，劳其心志逸其手足，加以负笈从师修赡之资，岁时奔走应试之费，中户以下业未成而产已罄者，比比也。”这说明往往要中户以上的家庭方能应付科考的支出，一般家庭的士子则需要一边准备科考，一边或做塾师、或入幕、或兼教职等来维持生计。

    宾兴，原是先秦时期选拔人才的一种礼仪与活动，科举考试制度确立后，士人多以“宾兴”一词泛指各级人才的选拔与礼仪活动。明清时期，随着科举考试竞争的激烈，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组织——宾兴会。位于湘赣交界的萍乡，一直以来崇文重教，除了兴盛的书院文化，还出现了全县范围内的宾兴组织——六堂（兴贤堂、育才堂、乐英堂、乐泮堂、尚宾堂、劝贤堂）。在六堂的资助下，萍乡许多立志考取功名但家境贫寒的士子得以安心读书，最终造就了清代萍乡科举甲第宏开、人才辈出的盛况。

   清嘉庆六年（1801），嘉庆帝在京城文昌祠祭祀文昌帝君，并下诏地方修建文昌宫以祭祀文昌，由此掀起了全国性崇奉文昌的热潮，萍乡也不例外。萍乡的第一个宾兴组织——兴贤堂就是利用修建文昌宫的余资建立起来的，在六堂中财力最为雄厚。据民国二十四年《昭萍志略》记载：“兴贤庄，在文昌宫右；系因筑宫余资倡建，益以众姓乐输，广置田租，为阖邑宾兴试费。”可知兴贤堂负责筹备从诸生县试、府试、院试到乡会试、诸贡朝考等各类考试士子的卷资、路费，并对中试者给予奖励。兴贤堂的建立，使萍乡士子的科举费用从此有了保障。

   清道光六年（1826），萍乡官府、士绅和百姓以重修关帝庙为契机，在关帝庙右以建庙余资修建育才堂，加收捐款，置买田租，专门资助武科士子参加科举的路费、卷资，并对获得功名者予以奖励。育才堂设立后萍乡先后出现了7位武进士，分别是：蓝炳暄、童星魁、钟声、张秉星、梁宝田、李声扬、徐家玉，对萍乡武科士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咸丰、同治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给萍乡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战争结束后，清廷增加了萍乡学额，其中：文学永远额10名，一次额63名；武学永远额8名，一次额73名。学额的增加推动了书院文化的繁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为休养生息，资助学子赴试，萍乡又修建了乐英、乐泮、尚宾、劝贤四堂。

   清咸丰九年（1859），在萍乡百姓的共同捐助下，乐英堂和乐泮堂得以建立，除为士子提供路费和奖励外，还把为萍乡童生提供拜师礼金和束脩作为主要职责，自此学费也被纳入萍乡宾兴组织的资助范畴。敖星煌在《乐英庄记》中写道：“顾中产以上，称量而出，容或裕如；等而下之，每艰于力之不足，至辗转踌躇，而无以应命。强之使从，则富者竭而贫者蹙矣。此乐英庄之所由设也。”萍乡知县锡荣在《乐泮庄记》中写道：“窃维道以重而益尊，师以尊而并重。兴文教，奖人才，重道也。具修脯，奉司铎，尊师也。重道尊师，事二而理一也……固与乐英庄同为重道尊师而设也。”这表明为士子提供拜师礼是乐英、乐泮二堂设立的主要目的。到清同治年间，随着叛乱平息，社会局势逐渐安定，科举也愈发繁盛起来。当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和费用大大增加，为了持续资助萍邑士子，在清同治二年（1863）和清同治三年（1864）分别建立了尚宾堂和劝贤堂。署县刘世伟在《尚宾庄记》中写道：“尚宾庄者何？萍邑人士继兴贤之旧规，以奖励人才，踵而成之者也。……中才以下，不激不动，不引不进，必诱掖、奖励而后成。”陈棨仑也在《劝贤庄记》中说：“盖仰承国家二百余年，熏蒸雅化，踵前人而为之，以励人才而培风气也。”可见尚宾、劝贤二堂设立的目的不仅仅是资助士子科举，更要用以奖励人才、鼓励后进，以培育萍乡人人向学的良好风气。自此，萍乡出现了六堂宾兴的繁盛局面。

   六堂造就了清代萍乡科举的兴盛。据统计，清代萍乡共出现27名文进士、7名武进士，人数居袁州府四县（宜春、分宜、万载、萍乡）之冠，其中最著名的有：探花——刘凤诰，被乾隆皇帝称为“江西大器”；榜眼——文廷式，是光绪帝瑾妃、珍妃的老师，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传胪（二甲第一名）——王景澄，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左宗棠交往密切。清代萍乡有举人147人，亦居袁州府之首。清代袁州府共有解元5位，其中萍乡就有4位，分别是李炳春、胡增瑞、欧阳炳章、文景清。萍乡小西门内的文昌宫门前石柱上刻有对联：“五科三解元，春色文章增瑞气。一县两主考，金门凤诰培天颜。”三解元指的是萍乡先后有李炳春、胡增瑞和欧阳炳章3人中了江西的解元，两主考指的是清嘉庆、乾隆时期典试河南的颜培天和典试山东、湖北、江南的刘凤诰。萍乡在武举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清代袁州府唯一的一个武解元梁宝田就来自萍乡。

   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诏停科举，并将各省书院改建为学堂，萍乡六堂的宾兴经费也陆续被用作办学经费。据《萍乡县立中学记》记载：“邑人所传六堂者，皆实董宾兴事。育才堂隶武庙，栋宇崇闳，于校舍宜；尚宾堂与之毗邻，于宿舍又宜。邑人士利用之，于是煌煌之中学，遂宣告成立矣，时清光绪三十一年也。”可知育才堂被改建为萍乡县立中学，而尚宾堂、乐英堂、劝贤堂等也先后被改建为公立小学，其中劝贤堂改为正本女学校，尚宾堂改为高等小学校，乐英堂改为乐英高等小学校，萍乡六堂最终完成蜕变，成为近代萍乡新式教育的一部分。

   古代科举竞争激烈，读书学习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钱财，立志考取功名的学生必须一心读书而不能从事生产，巨大的开销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家境较为清贫。但在六堂的积极资助下，士子们物质方面的问题得以解决，令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读书治学，而不至于“每艰于力之不足，至辗转踌躇而无以应”。在国家变革之际，六堂积极投身新式学堂的创办，成为近代萍乡新式教育发展的表率。萍乡六堂的设立，促进了清代萍乡科举的发展，其成绩远远领先于袁州府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