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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士子参加科举需要一定的支出,包括送予学师的束脩,岁科小试的卷资、印金,参加乡会试、贡生朝考的盘费等,名目繁多。萍乡进士彭涵霖在《育才庄记》中提到:“古者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皆上授之,民之贫富不甚远也,故士农工商各宿其业而已。今农工商皆以力自赡,而士有出无入,劳其心志逸其手足,加以负笈从师修赡之资,岁时奔走应试之费,中户以下业未成而产已罄者,比比也。”这说明往往要中户以上的家庭方能应付科考的支出,一般家庭的士子则需要一边准备科考,一边或做塾师、或入幕、或兼教职等来维持生计。
宾兴,原是先秦时期选拔人才的一种礼仪与活动,科举考试制度确立后,士人多以“宾兴”一词泛指各级人才的选拔与礼仪活动。明清时期,随着科举考试竞争的激烈,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组织——宾兴会。位于湘赣交界的萍乡,一直以来崇文重教,除了兴盛的书院文化,还出现了全县范围内的宾兴组织——六堂(兴贤堂、育才堂、乐英堂、乐泮堂、尚宾堂、劝贤堂)。在六堂的资助下,萍乡许多立志考取功名但家境贫寒的士子得以安心读书,最终造就了清代萍乡科举甲第宏开、人才辈出的盛况。
清嘉庆六年(1801),嘉庆帝在京城文昌祠祭祀文昌帝君,并下诏地方修建文昌宫以祭祀文昌,由此掀起了全国性崇奉文昌的热潮,萍乡也不例外。萍乡的第一个宾兴组织——兴贤堂就是利用修建文昌宫的余资建立起来的,在六堂中财力最为雄厚。据民国二十四年《昭萍志略》记载:“兴贤庄,在文昌宫右;系因筑宫余资倡建,益以众姓乐输,广置田租,为阖邑宾兴试费。”可知兴贤堂负责筹备从诸生县试、府试、院试到乡会试、诸贡朝考等各类考试士子的卷资、路费,并对中试者给予奖励。兴贤堂的建立,使萍乡士子的科举费用从此有了保障。
清道光六年(1826),萍乡官府、士绅和百姓以重修关帝庙为契机,在关帝庙右以建庙余资修建育才堂,加收捐款,置买田租,专门资助武科士子参加科举的路费、卷资,并对获得功名者予以奖励。育才堂设立后萍乡先后出现了7位武进士,分别是:蓝炳暄、童星魁、钟声、张秉星、梁宝田、李声扬、徐家玉,对萍乡武科士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咸丰、同治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给萍乡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战争结束后,清廷增加了萍乡学额,其中:文学永远额10名,一次额63名;武学永远额8名,一次额73名。学额的增加推动了书院文化的繁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为休养生息,资助学子赴试,萍乡又修建了乐英、乐泮、尚宾、劝贤四堂。
清咸丰九年(1859),在萍乡百姓的共同捐助下,乐英堂和乐泮堂得以建立,除为士子提供路费和奖励外,还把为萍乡童生提供拜师礼金和束脩作为主要职责,自此学费也被纳入萍乡宾兴组织的资助范畴。敖星煌在《乐英庄记》中写道:“顾中产以上,称量而出,容或裕如;等而下之,每艰于力之不足,至辗转踌躇,而无以应命。强之使从,则富者竭而贫者蹙矣。此乐英庄之所由设也。”萍乡知县锡荣在《乐泮庄记》中写道:“窃维道以重而益尊,师以尊而并重。兴文教,奖人才,重道也。具修脯,奉司铎,尊师也。重道尊师,事二而理一也……固与乐英庄同为重道尊师而设也。”这表明为士子提供拜师礼是乐英、乐泮二堂设立的主要目的。到清同治年间,随着叛乱平息,社会局势逐渐安定,科举也愈发繁盛起来。当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和费用大大增加,为了持续资助萍邑士子,在清同治二年(1863)和清同治三年(1864)分别建立了尚宾堂和劝贤堂。署县刘世伟在《尚宾庄记》中写道:“尚宾庄者何?萍邑人士继兴贤之旧规,以奖励人才,踵而成之者也。……中才以下,不激不动,不引不进,必诱掖、奖励而后成。”陈棨仑也在《劝贤庄记》中说:“盖仰承国家二百余年,熏蒸雅化,踵前人而为之,以励人才而培风气也。”可见尚宾、劝贤二堂设立的目的不仅仅是资助士子科举,更要用以奖励人才、鼓励后进,以培育萍乡人人向学的良好风气。自此,萍乡出现了六堂宾兴的繁盛局面。
六堂造就了清代萍乡科举的兴盛。据统计,清代萍乡共出现27名文进士、7名武进士,人数居袁州府四县(宜春、分宜、万载、萍乡)之冠,其中最著名的有:探花——刘凤诰,被乾隆皇帝称为“江西大器”;榜眼——文廷式,是光绪帝瑾妃、珍妃的老师,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传胪(二甲第一名)——王景澄,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左宗棠交往密切。清代萍乡有举人147人,亦居袁州府之首。清代袁州府共有解元5位,其中萍乡就有4位,分别是李炳春、胡增瑞、欧阳炳章、文景清。萍乡小西门内的文昌宫门前石柱上刻有对联:“五科三解元,春色文章增瑞气。一县两主考,金门凤诰培天颜。”三解元指的是萍乡先后有李炳春、胡增瑞和欧阳炳章3人中了江西的解元,两主考指的是清嘉庆、乾隆时期典试河南的颜培天和典试山东、湖北、江南的刘凤诰。萍乡在武举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清代袁州府唯一的一个武解元梁宝田就来自萍乡。
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诏停科举,并将各省书院改建为学堂,萍乡六堂的宾兴经费也陆续被用作办学经费。据《萍乡县立中学记》记载:“邑人所传六堂者,皆实董宾兴事。育才堂隶武庙,栋宇崇闳,于校舍宜;尚宾堂与之毗邻,于宿舍又宜。邑人士利用之,于是煌煌之中学,遂宣告成立矣,时清光绪三十一年也。”可知育才堂被改建为萍乡县立中学,而尚宾堂、乐英堂、劝贤堂等也先后被改建为公立小学,其中劝贤堂改为正本女学校,尚宾堂改为高等小学校,乐英堂改为乐英高等小学校,萍乡六堂最终完成蜕变,成为近代萍乡新式教育的一部分。
古代科举竞争激烈,读书学习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钱财,立志考取功名的学生必须一心读书而不能从事生产,巨大的开销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家境较为清贫。但在六堂的积极资助下,士子们物质方面的问题得以解决,令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读书治学,而不至于“每艰于力之不足,至辗转踌躇而无以应”。在国家变革之际,六堂积极投身新式学堂的创办,成为近代萍乡新式教育发展的表率。萍乡六堂的设立,促进了清代萍乡科举的发展,其成绩远远领先于袁州府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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